文/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我刚刚参加了两次会议。会议相对较短，但内容没有减少，需要进一步改进。时间缩短了，但会议需要变成精英版。关于NPC和CPPCC的经济政策，我想简单谈几个问题，与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每个人都非常关心刺激政策的规模。这次宣布的宏观经济刺激的规模，尤其是财政规模，应该说是相对温和的，没有过度的措施。此外，我觉得有些短期措施有长远的意义。

刺激政策的规模为2-1万亿，即财政赤字为1万亿，专项抗疫国债为1万亿。此外，中央政府计划安排1万亿元地方专项债务，其中项目资本金比例可提高至25%。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率通常是20%，如果以此为基础计算，数万亿的特别债券可以筹集超过3万亿的资金。合计起来，这些项目实际上可以达到约9万亿元，占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这一数字略高于正常年份，但与西方国家寿命的10%甚至20%以上相比，这一数字通常更为克制。

积极的一面是，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仍有空间。例如，财政赤字和国债有上升的空间。货币政策仍然是正利率，没有量化宽松。这也符合一些同志提出的“不要一枪打死”的主张。疫情如何发展？目前，中国似乎已经率先控制了疫情，中国的经济复苏仍然正常。海外的情况不同。欧洲已经出现了拐点，而美国的拐点并不明显。巴西和印度等国家的发展趋势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有一种说法是，对这一流行病的真正控制不取决于首先控制这一流行病的国家，而是取决于最后控制这一流行病的国家。只要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出现疫情，它就会面临防疫和控制的问题。因此，我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应该留下一些空间和子弹。看来这次子弹没有打完。

第二，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NPC和CPPCC没有提出经济增长指数，而是提出了就业指数，新增900万个工作岗位，城市调查失业率为6%，登记失业率为6%。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些反映经济结构和质量的指标。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宏观经济增长指标？我认为它们代表着积极的变化。今年没有提到具体的经济增长指标。给出的理由是今年的情况特殊，不确定性太强，今年已经过去了半年，所以现在提具体指标不是很好。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以前也讨论过。有必要设定一个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指标吗？这个问题本身是有争议的，并且有强烈的声音建议不要再设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目标。这两次会议实际上将就业指数推到了前台。你为什么说推到前台？因为我们过去重视经济增长率指数的原因是，稳定增长是为了稳定就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背后是就业，而这一次就业被直接推到前台。另一方面，如果就业达到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水平，如充分就业，那么这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状态，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水平相对较高，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一个适当的水平。

我建议今年不要直接提经济增长指数，明年正式开始实施。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有争议，不是说经济增长不重要，而是经济增长仍然很重要，这一点没有争议。经济增长速度与就业和其他经济指标相互关联。为什么就业应该放在第一位？首先，设定经济增长目标的目的是确保就业，这一次目标被直接推到前台。其次，过分强调增长率指标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另一方面，明确的就业指标包含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要求。建议今后中央政府只提高就业指标，同时也对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在省一级，我们可以提出我们自己的增长率指标，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其他指标。中央政府提高了就业指标和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而省政府提高了增长指标。这样做的好处是，各省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设定目标，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或机制是区域竞争，这一机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此外，建议国家对各省的发展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与中央政策，特别是区域政策进行匹配。对于发达省份来说，政策更有力，而政策则不那么有力。这是否能形成一个新的机制是中央政府将提高就业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各省将设定增长率指数，然后中央政府将评估经济发展的结果并采取相应的政策。

第三，这次我们还谈到了如何使用2万亿国债。它们主要用于地方政府，主要用于救援。中央政府应建立专项转移支付机制，使资金能够到达市县基层，主要用于保障就业和基本生活。我认为这种机制也可以正常化。过去，当一些中央政策降到最低水平时，它们都有一定程度的变形，中间环节会扭曲政策的初衷。这次建立的机制直接面向政策需要援助的主要机构，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加速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该机制在技术上的可行性非常重要。财政部将一笔钱直接存入贫困家庭的个人账户。这与精确的扶贫密切相关。下一步是大力发展数字化政务。重要的特点是减少中间环节。由于行政和技术原因，过去有太多的中间环节。现在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扁平的直接政府系统。最近，很多人都在讨论是否可以直接给低收入阶层钱或优惠券来帮助他们，但这很难操作，因为直接给低收入阶层的数据系统还没有形成。两万亿国债用于救济和直接接触基层。我们应该借此机会加快建立一个直接的政府数字系统。

此外，我想谈两个具体问题。目前，在NPC和CPPCC会议期间，人们正在密切关注宏观政策。他们讨论最多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能给多少空间。中国的经济复苏和长期增长似乎主要依赖于宏观刺激政策。我认为这种趋势是有问题的。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保持了高增长率，近年来保持了中高增长率。未来保持中高增长率最重要的是依靠其结构潜力。这种经济复苏还是未来的持续增长取决于结构性潜力，这是一个基本立足点。当前的宏观政策是在出现严重的短期经济冲击和停滞的情况下提供救助，以便尽快将其转变为正常的增长轨道。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取决于其结构潜力。总之，是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尤其是城市化进程中蕴含的发展动力。具体来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有1万美元，发达国家一般有4万多美元，美国有6万多美元。中国与他们的人均收入差距超过3万美元。差距是潜在的。这种赶超潜力可以让中国比发达国家增长得更快。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利用新的潜力，如技术进步和绿色发展。我最近提出的观点是，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大都市地区和城市群的发展具有最大的结构潜力。关键是要深化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果这一潜力能够被释放出来并保守地估计，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将能够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

还有一个与疫情有关的问题，主要是美国与中国脱钩，包括技术上与中国并驾齐驱。在这种背景下，不仅中国可能采取所谓的备用轮胎战略，欧洲等其他大型经济体也可能采取这种战略。中国已经开始了这一进程，比如芯片、软件、重要设备和飞机引擎。中国的优势在于其相对较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分担成本。如果实施备胎战略，中国肯定会比韩国强更强大，从某种意义上说，比美国更强大。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过去只有一两家供应商在全球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一旦有了备用轮胎，垄断就会被打破。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给予积极的评价。当然，这是必要的，也是有代价的。中国不能因此停止开放。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当然，美国非常重要，因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直是美国。如果美国不对你们开放，那么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对其他地方的开放。美国也不是铁板一块。在备胎战略中，我们最大的短板在哪里？这是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和发展。美国最近想要认可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国的下一步是什么？为了促进这些领域的改革，建议在深圳或杭州设立一些发展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的特区，就像当年的经济特区一样。在招生、人员聘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知识产权、国籍等方面应实行特殊的制度和政策。创造有利于自由探索和重大科学发现诞生的机制和文化，形成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一流标准的新型大学教育和研究开发机构。如果我们赶不上这个短板，那么中国的创新很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后续动力，也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大国。这一改革是困难的，但如果没有各方的关注和支持，就无法进行。谢谢大家！

沈建光：谢谢你，刘世锦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刚才提到你将把主要资金投资在大都市地区建设和城市化上。它对传统的关注

刘世锦：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这2万亿元主要用于救济。那我为什么要谈论大都市区呢？我认为没有必要对大城市地区的投资采取特殊政策。主要是通过刺激私人投资。核心城区的许多人想在城乡结合部买房子，这是大都市地区的一个小镇。解决了小产权房、宅基地流转和农村集体土地制度进入市场的问题后，需求肯定会出来，有些人出来后会愿意投资。对大都市地区和城市群发展的投资与上述2万亿元无关。大力发展都市圈和城市化所需的资金远远大于此，大量社会资金将转化为可投资资金。这里的投资将涉及许多领域，例如新的基础设施，但重点仍然是旧的基础设施。例如，几十到几百个小城镇将建在核心城市周围一小时的通勤圈内，它们将通过铁路运输连接起来。你可以想象投资额。

此外，从投资角度来看，当中国经济处于这一发展阶段时，投资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很容易出错。一些地方政府前一段时间发行地方专项债务后，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所以积极性不高。目前，在大都市地区投资出错的概率相对较低，这有利于调动投资的积极性。

本文是作者5月30日在京东数学学院举办的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上的讲话。

(本文作者介绍：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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