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听到中央电视台的“水电名城——宜昌”的广告词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围绕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以下简称三峡工程）建设的上马问题，全国政协曾先后三次考察、视察三峡工程的情景。

　　三峡工程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凝聚着几代人的梦想。源于青藏高原的长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之一，是中国的母亲河。它虽给中华儿女以舟楫、灌溉便利，但也给沿岸人民带来过深重的水患，而其丰富的水力资源也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

　　三次现场考察

　　近代以来，许多志士仁人提出过建设三峡工程的设想。最早提出开发三峡设想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梁中山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都曾提出要建三峡工程。

　　1984年4月，国务院原则批准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制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了长江三峡工程。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上百位政协委员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态度，针对三峡工程问题联合或单独提出10余件提案，建议对三峡工程进行科学论证后再行建设。

　　1985年5月，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原政协经济组组长梁越崎组织并带领全国政协考察团，第一次考察长江三峡地区。考察结束后，梁越崎等政协委员向中央提交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大问题。

　　1986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有关问题的通知》，决定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1988年9月，全国政协又组织三峡工程视察团，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培源任团长，从湖北武汉沿江而上进行考察，参加考察的有在京的政协委员182人，规模很大。考察之后，周培源认为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不足，再次向中共中央建议缓上三峡工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充分听取全国政协和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意见建议，决定对长江三峡工程再次进行可行性论证。

　　1989年5月，在14个专家组412名专家经过2年8个月的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重新编制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三峡工程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有利，建议中央早作决策。1991年8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了《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是可以承担的。

　　随后，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邀请全国政协再一次对三峡工程进行考察。全国政协接受了邀请，第三次组成视察团赴四川、湖北、湖南三省有关地区，全面考察三峡工程建设问题，其中四川重庆至湖北沙市江段及洞庭湖区是当时考察的重点之一。视察团由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担任团长，成员由26位政协常委、委员组成，其中有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人或代表，如时任民革中央副主席贾亦斌、民进中央副主席叶至善、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田光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宝珊，民盟中央组织部部长张纪域、民盟中央常委张楚琨、民建的全国政协委员应伊利、致公党中央副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司徒擎、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长李毅、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关世雄；有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如时任煤炭工业部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胡敏、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家明、国家机电轻纺投资公司副总经理李刚；有曾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担任过领导职务的党内老同志，如中组部原副部长白治民，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原基建工程兵副主任朱光，民政部原副部长章明、原地矿部副部长李轩和塞风、原轻工部副部长杨玉山、原林业部副部长马玉槐、原国家人事局副局长张文庄，原驻西德大使王殊、原驻苏联大使李则望，全国总工会原副主席顾大椿、全国台联原秘书长张澄生。还有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范康。范康同志早年曾在湖北省及武汉市的有关部门工作过，对长江水患有切肤之痛，他也是贯彻落实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关于对三峡工程建设问题让委员“多听、多看、多问、多想”重要指示的坚定执行者。我当时作为秘书局办公室主任，与同办公室的郝争鸣、吴芳以及机关医务室的李新平大夫，有幸参加了视察团的组织服务工作。

　　我的亲历亲见亲闻

　　1991年10月21日，视察团乘飞机抵达重庆。在重庆，视察团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负责同志关于工程重新论证的情况介绍，尔后委员们乘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顺江而下，遍访三峡库区各主要县市。过长寿、涪陵、丰都、万县、云阳、奉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到沙市，再上岸坐车，走公安、安乡、岳阳，穿越洞庭湖区。

　　在长江上的几天几夜，每到一地，视察团成员都认真听取当地党政领导同志、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群众的意见。白天上岸考察防洪、移民搬迁、文物保护等，详细了解防洪设施、三峡工程区域的移民措施、如何恢复生产生活等情况，晚上上船讨论问题并住在船上。地方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早上三峡工程的愿望，葛洲坝发电厂的巨大经济效益，给委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库区的移民安置试点，淹没区的移民们把过去的荒山草坡改建成水平梯地，再种上柑橘、柚子、茶叶等作物。据说根据库区实践，一亩改造后的高标准水平梯地柑橘园，一般相当于3至4亩水田的产值。我们走进柑橘园，看到梁澄澄的橘子、柚子挂满枝头，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喜悦之情油然而生。我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红军长征途中“橘园密谈”的那一幕，中央红军正处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湘江之战惨败的濒于绝境之际，也是在这样的一片橘园里，张闻天、王稼祥达成共识：“让毛泽东出来指挥。”“橘园密谈”为遵义会议奠定了政治和思想基础，使得毛泽东回到中央领导集体，成为中央红军的主要指挥者。长征途中的橘园里酝酿着革命的希望，长江岸边的橘园里孕育着库区百姓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同时也彰显着党和国家为人民谋福祉的初心。果农为我们摘下橘子和柚子，让我们品尝，与他们共同分享幸福的甘甜，我们一一婉拒。

　　船到宜昌，我们来到三峡大坝预选坝址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三斗坪的江中小岛中堡岛。许多常委、委员一边看展板介绍，一边询问坝址的地质构造，还有的弯下腰来，捡拾古代瓦片和晶莹剔透的小石头，以作纪念。我当时想，若干年后，一个世界最大的钢筋水泥大坝将把奔腾怒吼的长江水拦腰截断，这里将是一个马达轰鸣、人员穿梭、灯光通明，车辆川流不息大工地，那该是何等壮观之景象啊！

　　船到沙市后，视察团上岸乘汽车进入洞庭湖区到岳阳。从沙市到岳阳当时没有柏油路，全是砂石路，汽车驶过，尘土飞扬，两车相距很远。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路边有很多高高的土台子。我好奇地询问当地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修柏油马路？这些高土台是干什么用的？他们说：在这个地方，“今年修路明年水毁，年年修路年年水毁”。高高的土台子是为防洪修建的，一旦洪水来了，沿江群众就得举家搬迁到高台上躲避洪水。这样的回答使我深受触动，充满诗情画意的长江，一旦洪峰来临，下游沿江的百姓时时提心吊胆，而这些地区都是中国最富庶、发展最快的区域。在君山农场，望着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量之充沛令人惊叹，也让人深感忧虑。长江水患、洞庭湖水患给当地的老百姓造成的痛苦和危害以及因水患制约当地城市、经济发展的现状，让我们心情格外沉重。

　　11月1日，视察团抵达长沙，次日进行了座谈总结。在会上，委员们表示，一路上听到、看到四川、湖北、湖南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迫切希望早上三峡工程的愿望与期盼，人民政协有责任反映上去。通过实地考察，亲见亲闻，视察团成员绝大多数同志消除了顾虑，纷纷畅谈三峡工程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认为三峡工程是综合治理长江、开发长江资源的关键工程。

　　当时随团的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在视察团返京前撰写了《三峡工程应尽快决策抓紧上马》的报道，发表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一版右上角的位置。他在报道中写道：

　　委员们认为，三峡工程经过多年反复的充分论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补充完善，决断的条件已经成熟。大家在讨论中提出，从长江中下游防洪看，三峡工程的兴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从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移民的妥善安置看，三峡工程早建早主动；从能源和交通运输看，不建三峡工程，难以缓解华中、华东能源供应的紧张矛盾，川江航运条件也难以有大的改善。

　　委员们提出，经过治理整顿，我国经济实力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建设三峡工程采取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国力是可以承担的。同时，兴建三峡工程这样世界少有的巨型工程，无疑会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国人民，把中华儿女进一步凝聚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委员们认为，三峡水库需要移民的数量大、政策性强。能否做好移民工作，既关系到库区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关系这些地区今后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建议有关方面切实制订移民安置规划，认真贯彻开发性移民方针，扩大并加快移民试点工作，探索出更加完善的路子。

　　委员们指出，三峡工程上马之后，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优良传统，同心协力，讲究科学，是一定能够一一加以克服的。

　　委员们提出的具体建议

　　11月2日晚，视察团从长沙乘飞机返京。回京后，视察团很快起草了关于三峡工程尽早上马的视察报告并上报中央。报告认为修建三峡工程的时机基本成熟，建议早做宣传，尽快决策，抓紧上马。报告总结了视察中委员们提出的具体建议：

　　希望党中央、国务院对兴建三峡工程及早作出决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早日上马，争取“八五”期间开始施工准备。鉴于此项工程任务艰巨、复杂，应有一个具有高度权威的坚强的领导机构和一支过得硬的干部职工队伍。

　　做好移民工作是建设三峡工程的关键。建议认真总结推广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修订移民规划。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落实移民开发资金。要多建投资少、见效快，既能安置移民，又较容易办的小型集体加工企业。适当放宽政策，使安置移民的企业有活力。

　　三峡工程建设要贯彻改革的方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重点工程建设的新路，做到统一管理，政企分开，所有者与经营者分开，搞开发经营性的建设。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葛洲坝工程建设、管理、使用的经验教训，为三峡工程所用。

　　自力更生，多门路、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三峡工程所需资金要精打细算，周密计划，切不可成为“钓鱼工程”。更要防止一拥而上吃三峡工程。应是全国上下一盘棋，压缩非重点工程项目，集中有限财力、物力，争取三峡工程早日竣工，早日达到预期效益。适当提高葛洲坝电厂上网电费标准，制定减免税收，提高折旧的政策，允许在建期间以电养电，更多地利用自筹资金用于三峡工程。还要广泛集资，发行爱国公债、三峡工程建设债券，向国外贷款和争取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的支持。

　　做好宣传工作。三峡工程举世瞩目，是国人议论的一个中心。报纸、电视、广播应实事求是地、深入浅出地宣传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耐心解答疑问，统一认识，增强团结，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各党派、各团体、各界别的积极性，支持三峡工程的兴建，又因此进一步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全国人民的凝聚力。

　　三峡工程的建设周期长，塘厦，防洪预期效益在相当一个时间难以发挥。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湖北、湖南两省不能坐等三峡工程的兴建，而放松当前的防洪工作。要加快自身防洪、蓄洪工程建设的步伐。同时，还应增加投资，认真抓好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游干支流域的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工作，防止水土流失。

　　之后，国务院三峡审查委员会又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各民主党派，工青妇等各界人士分期分批考察三峡工程。这些考察，为国务院关于三峡工程的议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奠定了基础和营造了舆论氛围。

　　全国政协视察报告中的意见和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认可。在1992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全国政协视察团的视察报告作为会议材料印发给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参考。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一期工程正式开工。

　　“高峡出平湖”

　　时至今日，三峡大坝已经建成，建设三峡工程之初的防洪、发电和航运三大预想已全部实现，“高峡出平湖”的梦想得以成真，长江治理的华彩乐章越来越高奏。万州、涪陵、宜昌等重庆下游地区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如果没有三峡工程，损失将不可估量。当今社会上，大浪，有人简单地将长江流域部分区域的洪涝、地质灾害和局地气候变化归咎于三峡工程建设而造成的，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三峡蓄水后，川江通航条件日益改善，结束了“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千万吨巨轮得以抵达重庆。截至2018年底，三峡工程在充分发挥防洪、航运、水资源利用等巨大综合效益前提下，三峡电站累计生产1000亿千瓦时绿色电能。长江下游的百姓不再会为“水患”而担忧，三峡工程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日益显现。人民政协在推动三峡工程建设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历史功绩已经并将永远载入史册。

　　（本文作者为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此文略有删节，全文即将刊发于《文史资料选辑》（第173期），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