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都市圈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结构潜力

刚果民主共和国代表刘辉访谈

“虽然疫情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一次越多，我们就越需要着眼于长远和大局，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没有改变。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大都市区和城市群正在发展。他们正在形成世界上最大的国内需求市场。它们正在促进创新和绿色发展，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深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他们坚持对外开放，曲折推进经济全球化。”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NPC和CPPCC会议期间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我们力争用2-3年时间让经济回到正轨。

《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中国经济显示出强劲的弹性和巨大的潜力。刘世锦认为，今后应注意释放结构潜力。大都市地区和城市群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结构潜力。初步测算显示，大都市区的建设每年至少能为国民经济增长提供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力，不仅是为了应对疫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为未来较长时期的中速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保持中速增长应转向释放结构潜力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增长依赖于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是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推动的。“在经济从高速增长期转变为中速增长期后，需要用新的结构潜力来替代，这通常被称为增长动能的转换。”刘世锦说，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重心和立足点应该转移到结构性潜力上，无论是应对疫情的短期影响、保持稳定增长还是未来保持适度增长。

刘世锦认为，在未来5到10年，中国最大的结构性潜力是加快大都市地区和城市群的发展。都市圈的发展是围绕核心城市建设大量的小城镇，这些小城镇拥有相当大的房地产开发空间。“如果我们能在大都市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房地产，也会对核心城市的高房价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聚集在内地一线城市、几个主要经济圈和几个中心城市。农村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路径首先是城市的扩张和集中，然后是大都市区的城市化，最后是城市群的发展。

在过去的20年里，65%的新增城市人口流向了全国30个大都市地区。未来新技术、新产业和新模式将主要出现在大都市地区。

大都市区相互连接，形成大的经济区。

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60%，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刘世锦认为，我国正面临着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现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矛盾。如果结构性矛盾得不到解决或缓解，作为集聚效率最高的特大城市，农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进入城市的空间就不大。在这种冲突的夹缝中，加快大都市区建设是必然的选择。

刘世锦以北京为例。“到2019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数量将达到350万。这部分老年人口基本上不需要去工作。妈

刘世锦说，大都市区是在核心城市周围50-70公里范围内发展起来的一组小城镇或几个小城镇。从增长势头来看，小城镇需要建设和重建大量的居住建筑和公共基础设施，而产业集群的小城镇需要制造业投资，这将形成相当大的需求增长空间。中国有可能在未来形成一个3.5亿人口的大都市。

深化大都市区建设改革

当前，都市圈建设面临着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和政策的阻力和制约。“都市圈建设需要深化改革，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刘世锦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要有同等的价格、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市场准入，要为宅基地的流转创造条件。面对建设都市圈的迫切需要，大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刻不容缓。在大都市区建设过程中，除了特定的公共用途需要国家征用外，一般需要通过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来满足需求。

新《土地管理法》已经为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打开了一个口子。刘世锦说，宅基地的流转仍然局限于集体组织内部，但真正的需求是在外部。宅基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可以有明确的目标来解决，改革也不能因此而回避。小产权房这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再也无法回避。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零开始，进行彻底的改革。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大都市区建设的框架下，推进都市区小产权房问题的解决和小城镇住房建设。

在他看来，可以考虑一揽子改革和发展计划来建设一个大都市地区。随着人口继续向大城市或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城市群流动，有必要加快制定或修订大都市区建设规划。推进农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城镇，开展核心城市养老社区下乡试点。

同时，引导和鼓励核心城市的制造和服务企业向大都市低成本地区转移，通过产业集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镇。加快大都市区小城镇购物中心、餐饮酒店、教育、医疗、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和配套商业服务设施建设。

刘世锦表示，可以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或省会城市作为大都市区改革和发展的综合试验区，率先突破，获得可复制和可复制的经验。回到搜狐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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