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评论员：9月12日，《问政山东》栏目曝光了在山东青岛平度市田庄镇宝落村村南，存在非法排放尾砂以及当地应急办工作人员泄露举报人信息的问题。13日，省应急管理厅派人对曝光问题进行现场督导，目前涉嫌威胁记者的企业厂主，以及泄露信息的应急办工作人员，身份均已确定。

　　这起事件诡异的地方在于，记者在发现非法排放的露天采坑后，将情况反映给了该镇的安监办，安监办人员一边以“没有发现有人施工”为由搪塞，另一边转头将举报信息连同记者的电话号码，，透露给了涉事企业，以至于记者举报完不到十分钟，威胁电话就找上门。

　　矿场非法排放的问题，还是等到记者意外发现，这本身就是监管失明的体现。因此在接到举报线索后，当地安监部门理应快速响应开展调查。然而在应对企业违规上的敷衍迟缓，和泄露举报信息、协助处理“提出问题的人”上的高效迅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难免让人怀疑背后是否有利益共同体。

　　值得一提的是，接到举报的镇应急办主任，最开始将举报信息泄露给了尾矿库所在村的村支部书记，而村支部书记和厂主正好是亲兄弟。这层关系的存在，揭开了举报信息能快速传递的秘密，也解释了为何企业厂主敢亮明身份威胁举报的记者。很显然，来自职能部门关系网的庇护，为企业的违规排放和抵抗监督提供了底气。

　　举报非法生产十分钟后遭威胁，这是基层生态的一个缩影。一方面，在封闭狭小的熟人社会结构下，家族把持地方秩序的格局相当常见。就像本次事件中，亲兄弟一人是村支书，一人是企业厂主；另一方面，由于处在监督网络的末梢，基层容易形成监管部门和企业沆瀣一气的共同体格局，共同排斥外界监督。

　　所以，此事的处理，显然不能局限于对泄露信息者和违规企业进行处罚，还得对兄弟跨界经商从政是否合规，以及监管部门和企业相关人员有无利益输送，进行全盘调查。

　　此事对举报人保护制度的阙如，也是有力的提醒。其实到目前为止，关于举报人的保护已经出台过相当多的法律规章文件，比如很早前，最高检就出台过《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而2016年几部门下发《关于保护、奖励职务犯罪举报人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要求，对举报内容和举报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并列明了属于打击报复的具体行为。

　　但是在现实中，类似前脚举报后脚信息就被泄露的情况，可以说相当常见。比如前两天《北方新报》就报道，记者暗访污染问题后向当地环保部门举报，而工作人员马上就将举报信息出卖给了举报人。由此可见，针对举报人的保护制度还相当不完善，举报者出于社会公义揭露负面问题，却还得时时刻刻提心吊胆，避免被打击报复。

　　举报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也说明一些地方遵循的社会治理思路，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非解决问题。但正如本次事件显示的，尤其是处在执法压力很难辐射到的基层，企业的违规违法生产行为，容易在人情网络、政绩考量等因素下，被保护纵容。要解决问题，体制内的传统方案未必奏效，还得靠外部的举报来突破。

　　在这种前提下，更得全方位地保护举报人，让他们免除人身安全等各种焦虑。如果举报人还得为公义举动支付巨大代价，当看到违法违规行为时，他们就会知难而退。如此一来，那些伤及民众利益的负面问题就更得不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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