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书岭

我今年己七十七岁，己进入古稀之年，皱纹满面，两眼昏花，白发满头之人。精力也衰退，事事丢三落四，拾仨忘两。

由于社会的进步变革和发展，我的一些思想观念早已不符合现有形式，旧的观念已被社会所淘汰，心气大不如以前，跌入深谷，每天只想着身体别出问题，安度残生。

有金兄弟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激起了我这颗不振的心，说我是个文化人，又是村中的老年人，叫我写一下对村庄的回忆，对老事的记忆，村里传承的事，良德家风的事，父老乡亲的事，我感到十分愧疚，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生在郭皋，也长在郭皋，也念过几年书，但随着日月的轮回，所学的那点文化知识也随着粘粥吃掉了，忘得也差不多了，实在有负有金兄弟对我的厚望。

我自幼头脑简单，心直口快，性格粗直没有涵养，又不会吹捧，是我人生的致命弱点，自己早就意识到想改，但又改不了，这是性格决定的，也是我做人所遵循的一惯原则。

接到有金的电话后，我思绪万千，总觉得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来，也难供乡亲们欣赏，但难以推却有金对我的盛情相邀，想来思去，还是把我个人的经历做以简述，也顺便把所知道的一些村事写出来，也算有慰有金那棵善良真诚的心，也表达对有金的尊崇。

我的初浅回忆

我是六一年初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宁津师范的，由于当年正赶上暴雨成灾，在师范勉强呆了几个月就停学回村了，水灾所致，家家户户房倒屋塌，到处破滥不堪，一片凄凉不堪入耳，村民们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求生保命过日子

1962年开始，国家的政策有了较大的调整而开始好转，村里也划分了四个生产队，我和王有森被分配到二队，每个生产队只有六七头骨瘦如柴的破牛，一辆破铁瓦大车，一辆胶轮小拉车，那是生产队的全部家当，社员们靠国家供给粮食，每人每天八大俩，社员们靠挖野菜来补充。

我和有森被社员们选进生产队的领导班子，他为队长，我为会计，从此，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有森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为止。

其间的1962年春天，我与村里的伙伴们受生活所迫，好几次背着自家织做的粗布旧衣，外出到鲁南的泰安、兖州、枣庄、济宁等地换山芋干来维持生活，其路途所受的困苦与艰难不必细说，可想而知。

1962年麦秋还算不错，亩产小麦二百来斤，社员们的生活有所好转。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二队在有森队长的带领下，生产和生活一步步好转，社员们的日子也越来越好过。

王有森当二队队长，大家口服心服，他对生产计划周密，也管理有方，把队里的事安排地妥妥当当，也兢兢业业，做事扎扎实实，他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带头苦干，与社员们同甘共苦，群策群力。

几年功夫，二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粮棉产量年年都高于其它队，也赢得了全体村民的赞誉和认可。

在那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村民们说，“别说学大寨，全村都象二队就行，干部都象王有森就行”。

随着粮棉的不断提高，不但完成了国家的粮棉征购任务，集体积累也越来越多，社员们的口粮也够吃有节余，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也不断增加，为以后的再发展打下了坚厚的基础。

记得1964年夏天又下了场大雨，雨量和六一年差不多，也是大水围村，四处一片汪洋，进出村只有西南角一条路，还是用一个大破车架搭建的，群众生活又一次受到重创，记得我结婚时接新娘的骄车就是从水冰上进村的。

1964年秋后，又搞起了四清运动，名为社会主义教育，所有大小队干部都集中到公社学习开会，分组讨论，反省检查，叫做“洗手洗澡”，结束后干部再重新选举，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叫做“拔了棉花柴，干部再重来”。

那时选干部也是无记名投票，社员完全自主自愿，愿意投谁就算谁，既然如此，队里的领导班子几乎全都连选连任，由其是队长王有森，每次选举都是全票通过，这足以说明群众对他的信任和拥护。

王有森豁达、包容、理智，遇事冷静而果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关心他人和群众，能和社员们打成一片，这是一般干部难以做到的。

我和王有森几十年的共事中，配合的相当默契，从没有产生过分歧，他工作扎实，兢兢业业，作风朴实大度，正派为处事，不搞吹吹捧捧，阿谀奉承，不拉帮结派，坚持一视同仁的做人原则，我有切身体会，感触频深，受益匪浅，终生难忘，他的形象堪称典范，为世人树立了榜样。

特别是他那不到关键时刻不说话，不深思熟虑不做事，有权而不弄权，不谋权，行得正站得稳，不歪不斜，堪称楷模，令人敬佩。

最后写一幅对联，略表敬佩之心。

横批是一代精英

上联是:可佩可敬特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