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12点,61岁的老林起床,披了一件儿子的灰色工衣,用老式二八凤凰,驮上两大筐蔬菜,在凌晨1点向西丽珠光菜市场(注:西丽是深圳南山区最北面的一个街道,珠光是西丽的一个社区)出发。四野寂静漆黑。在黑暗中,推150斤的蔬菜,上一段荔枝林中陡峭的坡,对一般人来说绝非易事。路宽1米,坡长0.8公里,这条小路在地图上尚无资格署名。但老林走了上万次,闭上眼也能踩准每一步。老林推上坡,进入一条砂石铺就的山路。山路依然是没有名字的。他跨上单车颠簸了2.5公里。
进入人烟密集的白芒村(注:西丽街道最北面的一个自然村落,与宝安区交界,后改社区),他终于走上了一条正常的硬质道路。此时,日间喧嚣的城中村陷入沉寂,只有24小时便利店还在营业。老林悄悄穿过村中10万人的梦乡,拐入了夜灯高悬的沙河西路。路面上惨白如霜,如果说西丽水库是这座城的一叶肺,这段沙河西路便是贯入肺叶的气管,呼啸而过的车辆来回擦响了夜空,仿佛是深圳熟睡的呼噜。老林避开大道和路肩,驶上了人行道。
途经西丽果场、报恩福地墓园、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和3个红绿灯,进入繁华的市区,再过西丽法庭、被污染的沙河、西丽体育馆,抵达菜市场。这一去一回,路上要花三个钟。要是单车坏了,推着走,一趟就要3个钟。儿子心疼他,去年花2600元,给他买了一辆三轮电单车,老林技术不熟,那速度快得让他心惊肉跳。他无法驾御,只好以1500块转售,又换上了那辆老凤凰。老林宁愿慢。“慢点没关系,还可以锻炼身体。要是太快了,夜里容易撞到人,也容易被人撞到。”老林全身精瘦,看得出来,他锻炼得很勤快。邻居对他的评价是:“很吃苦很下力。”
老林说:“家里有五兄弟。父母过生了,一个82岁,一个83岁。大哥和小弟因为癌症也过生了。长年很少回去,碰到家里有大事才回一趟。要是征了地,该回家养老了。”
凌晨二点半到达珠光菜市场,把菜批发给菜贩子。原路回到菜园,已是清晨五点四十分。3月19日清晨,下了一点小雨,老林带着一身疲倦回屋补觉。
运输菜的电摩
老林回来的时候,就是老刘、老吴、老王出发的时候。就像工厂的白夜班交接。事实上,他们各干各的,连卖菜的地方也各不相同。他们是这里仅剩的几户菜农,每户种了一亩多地,每亩租金是3000块一年。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拉菜的运输工具也各不一样。
清晨淋了几滴雨,路还没湿透。老刘、老王披上雨衣早早出了门。老刘今年62岁,揭西人,他面色潮红,自称是温热体质。来深圳有28年了,一直耕耘菜地。老刘捆好了生菜、油麦菜、芹菜、葱、茼蒿、小白菜,带上老婆,踩着电摩到五里外毗邻白芒村的麻磡村的菜市场。这里一个档口每月要1000多块。他把老婆送到市场,一起卸菜,然后骑着摩托先回。老婆在11点把菜卖完,他再骑车过去接送。“只有极端天气,外面的菜进不来,菜价才会涨上去。我记得2015年过年卖过15块一斤,最差的菜也要5块一斤。”
这天老王运气不佳。他骑了半小时到九祥岭,天下起了连绵小雨。九祥岭是个相对繁华的社区,菜市场是露天档,离周边的居民区还有较远的距离。雨影响了露天生意,他顶着雨卖了三个钟头,150斤的蔬菜还剩一半。
老王是广西南宁人,今年40多岁,在菜农当中算是年轻的一位。和所有菜农一样,老王一身衣着朴素。绛红色的长袖T恤敞着领子,西裤脱了三处线,破了五个洞,两条裤腿还被剪掉了一截。“我们这菜就打了点肥料,有时洒点农药,不像外面那些菜,用了很多激素。科技太发达了,我也不懂。南山有的当官的都到我们菜园里来买菜。”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他把余下的菜存在一个熟人那里,打算明天再来。
这一天,就老吴一人有先见之明,选择在家睡觉。他显得坦然多了,也最没有压力,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汕头市中心买了房。去年他资助两个儿子一次性付款,共花去100万元。今年两套房涨了40多万。他和老婆在这里种菜,也不指望收成多大,能挣一点就算一点。用老刘的话说:“他在这里种菜纯粹是锻炼身体。”
菜农老刘:种菜稳定,没钱就吃少点
中午雨没歇,三户菜农凑在一起喝茶,小孩们摆脱了作业,在一起玩耍。
这里是深圳西丽水库旁边的菜地,夹在麻磡和白芒两村之间,隶属麻磡管辖。西丽水库被称为深圳水缸,主要向南山区供水,周边分为一级水源保护区和二级水源保护区。1992年政府开始征地。2012年,有关部门开展“雨季行动”,清理了一批菜地,及时复绿种树。菜地面积大幅缩小。
前不久,这里又征收了一批菜地,拆除一批菜农的房子,20来户菜农缩减为7户。现场还留下一片残垣断瓦。来自清远的刘翠连大婶说:“拆的那天,东西还没搬完,我老公又在外面,来不及赶回来,里面有一张床也被砸坏了。”她在废墟上又支了一把印有青岛啤酒字样的遮阳伞,搭了一个临时小窝,摆一张木柜,存放了水壶、秤杆和耕具之类。
收菜的菜农
1983年,27岁的老林——当时应该叫小林,从潮州出来闯荡。“我不愿打工,就想自由,选了种菜这行。”他最早在佛山承包了一个果园,专种菠萝和梨子。他认识了梅县的何姑娘。两人结婚后,跑到深圳西丽工业区平山种菜。1987年和1989年,一女一儿先后降生在平山医院。1993年平山菜地被征,他们转到西丽水库租下两亩菜地,花了1万元从别人手里接过这套平房,继续种菜的日子。“我去看过在平山当年种菜的那块地,现在种了花,很漂亮啰!”
跟一般的潮州人不同,老林为了带好小孩,没想过去做生意。“种菜稳定啊,有钱就吃好点,没钱就吃少点。”
有的老乡迈腿向更远的关外,到公明去种菜。“拆铁皮房是一平方米赔100多块。他们的钱还没拿到手就搬走了。去要了几次也没结果。我这平房一平方米也就赔200多块。国家要征收,我们也没办法,该回家了。”去年老林也想去公明种菜,因此在公明塘尾(注:公明是宝安区的一个街道,与东莞交界。塘尾是公明的一个社区。)以35万元买下一套三室一厅的小产权房,简装了一下。由于长期闲置,他想转手卖掉。“38万卖了就行了。人家买也很辛苦,我不想卖贵了。能保本,只要不亏就行。”
老刘是揭西人,老婆也姓刘,他们是潮汕地区的客家人,有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排在最末。排行第四的细妹也有26岁了。目前只剩两个女儿没有成家,其余的都有了小孩。儿子一人远在太原做生意,只有大女儿在身边经常给他搭把手。
老刘在宝安区石岩社区的黎光村买了一套小产权房,细妹在附近上班。她因公走了不少地方,全国各地乃至美国。上午小雨未停,老刘在看中央四台纪录片《国家记忆》。只上过小学的老刘爱看历史和时事新闻,“那些拉里拉杂的东西,小孩喜欢看,我都不看。”
刘家在房子后面的山上种了两亩多荔枝。他们主要打理菜地,稍带管管荔枝。老刘举起手说:“人家荔枝长荔枝,我的荔枝长叶子。”他的指甲盖又粗又厚,指头长着茧。
门前还有一棵龙眼树,刘阿姨说:“龙眼出来了,你们来摘龙眼。荔枝熟了,你们带小孩来。青瓜出来了,你们来吃青瓜。外面的青瓜都打了药,那花一直不掉。我们种的青瓜土生土长,味道就是不一样。”
征地是迟早的事,老刘也打算回揭西养老,顺便种点菜自己吃。午饭过后,大家在看电视剧《遥远的距离》。这是老刘所说的拉里拉杂的东西。他兴趣索然起身去里屋,每天这个点他都要午睡。
刘阿姨和何阿姨坐在电视机前闲聊。刘阿姨被大女儿说成:“就爱煲琼瑶剧,喜欢悲悲惨惨,哭哭啼啼。”
菜地里的垃圾
爱写东西的大女儿
“生活的困难时刻紧来,我不会轻易认苦。子淇,我的儿子,妈妈也有放松的时候,要时刻想着未来才能提高斗志。暴雨过后出现的不一定是彩虹,更有可能是水灾。我要做持续战斗的准备。人的经历和见识终会改变心性。
我想一直做这个梦,不想醒来,坚定不移,永远不忘前进的路,就算偶尔迷失方向,也要懂得回来的路。过着一种不被打扰的生活,我再也不可能分享他的幸福。我只好追求自己的幸福。”
这是刘文清的笔记本。有几个别字,歪歪扭扭,写了七页,除了心得,还摘抄了一些名言警句,不懂的字在括弧里注了音。她递给我们时害羞又自信地说:“达到那种境界了,那些词语和灵感在脑海里自然出来了,不用自己特别去想。”31岁的文清是刘阿姨的大女儿,嘴里戴着牙套,一副典型的岭南人面相。除了写,平时她还看《忏悔录》和《我的名字叫红》等书。《忏悔录》上下两册的扉页上分别写着:“心的窗口,生活如影,时光似风”。“上部用了一年”。刘阿姨笑:“平时在菜地里干活那么累,还写这些东西,初中都没毕业呢。”
文清在一家只有20多人叫银星的厂打工。工厂做电缆附件。主管打算给她升组长。她特别高兴,这意味着她要加工资了。厂子在麻磡村29号工业区,离菜地只有四五里。逢周末她就过来帮爸妈种菜淋水,“妈妈和爸爸不辞辛苦把我们养大,他们付出了很多。”
菜地里的农具
想换个环境的女婿
文清的老公小钟要年长三岁,他们打小就认识。小钟兄妹五人,父亲在丽康路武警中队后面承包了一座租期20年的果山,种了满山荔枝。小钟6岁从老家普宁来到深圳,在白芒小学借读,学费900多元。他亲眼见证了全是瓦房、铁皮房的白芒村建起第一栋楼房。中学他又回到了普宁老家上学。
汕尾地区不重读书。17岁他到东莞去买菜,一年后进入康佳公司储运部开叉车,主要负责装卸显像管,当时的显像管很重,48个21寸的显像管就有一吨多重。“忙的时候,48小时都没睡过。”他在里面呆了5年,2009年回到父亲的果园当起了果农。果园离这块菜地不远,结婚前他常帮未来的丈母娘卖菜。果园承租合同今年到期,他介绍了一个投资商前来买地,最终没和本地人谈拢。他打算收完这一季荔枝就去东莞看看。
“不想在这里呆了,要换个环境。”
小钟肤色正常,小眼睛,细眉毛,面容端正,脚下趿着一双蓝色拖鞋,和工厂男工没什么两样。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是一个果农。今年荔枝开花不多,小钟断定将是一个歉年。谈到去东莞后儿子异地上学的问题,他在话语里透着无所谓的态度。他已经厌倦了八年的果农日子。管理荔枝并非想象中那样轻松。除了在荔枝成熟时繁忙,平时他还要修枝、下肥。单修枝一项就要耗费两个多月。
小钟吃过午饭一个人骑电摩先回了果园。
小林在深圳长大,还是选择回家乡
小林正处在老林当年出来闯荡的年纪。他性格温和,稍偏胖,与他爸全然不同,更像母亲。他算是地地道道的深圳人,除了在户口本上。他出生于深圳,通过缴纳借读费在白芒小学和西丽中学度过了少年时代。他不爱上学,仅止步于初三。他的姐姐上了一所不错的高中,后来又考上广州一所大学,大专毕业后嫁到佛山。
电视后面的墙上贴着三张毕业大合影。两张是姐姐的,上面写着:“西丽二中2004届初三年级全体师生合影”,“侨城中学2007届高三全体师生合影”;一张是他的:“西丽二中2005届初三年级毕业合影留念”。每张照片都有160人以上。他至今偶尔与几个白芒本地的老同学有些联系。这些同学都是以祖上的物业租赁和每年分红为主要收入,有的在社区工作站谋一份工作打发日子。他们在身份上与小林拉开了距离。
小林16岁时就出来做事,在满足法定年龄后进厂打工,他已有七年的工厂经验。原关口不远处的百旺信工业园里,有家做银行U盾的文鼎创公司。他目前在这家只有80多人的工厂打工。一晃4年过去了,他觉得待遇不错,还有伙食补贴。
菜地
上学的时候小林偶尔在地里帮家里种菜,收菜。除了没有网络,他很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平常他和老婆小孩都住在这里。“这里不会苦闷。空气好,环境挺不错。隔壁刘叔在石岩黎光新房过年,呆了一个礼拜就回来了。”
19岁,他在工厂遇见现在的老婆。两人未婚先育,有一对儿女。女儿嘉怡,9岁;儿子嘉瑄,7岁。这是潮州人生儿育女的普遍次序:女儿、儿子;或者女儿、女儿、儿子。现在的年轻人比老一辈观念有进步。但总体上想要男孩的愿望根深蒂固。因此这个生育链还会拉长:女儿、女儿、女儿、儿子。小林吃了上学不用功的亏,如今他特别注重下一代的教育。为了符合上学政策,他特意在白芒村租了一间单房。一对儿女在上学之余,他又花一万多元,将他们送到附近一个培训班学习跆拳道。
小林从小在深圳长大,普通话没有老家口音,而潮州话带着外地口音。“回家说老家话,老家的人以为我是外地的。”公明塘尾的房子打算要卖掉。家乡是最终的退路。最近,他和老婆在老家镇上看中了一套54万元的商品房。这两天老婆带着儿子正在老家办理付款手续。
墙上挂着一面用镜框装裱的十字绣,小林老婆花了四个月才把它绣完。中间有“家和万事兴”五个大字,左边绣着两只青花瓷瓶,一只瓶里装着腊梅,左上方还有三个奥特曼,右面是红牡丹。画面上还有四只蝴蝶、一只葫芦。本不是一个季节的杂七杂八的事物,被整在一起。女主人大概是想多多益善。镜框里还嵌着六张照片。其中有四张儿子的,一张女儿的。
客厅里的时间
刘家客厅里,石灰壁脱落的墙上挂着一只数字刻度的圆钟,下面是一份手撕挂历,已撕到19日。撕历旁边有一面旧挂历,白底反面朝外,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电话号码。这满页的号码,清晰地勾勒出刘家的社会关系网。除了亲友,上面有顺丰、工地送菜、电工、肥料、鸡屎、农药等手机号码,还有一个买马的手机号。
林家客厅的一面墙也是相同的格局,一只圆钟,外加一只心形小闹钟,一份撕历,一份肥料公司赠送的挂历。对工业生产来说,时间只是一个效率单位和区分标志,人的生活被分为上班和下班。在这块偏僻的菜地上,时间把生活分成耕种和收获。时间是与有外面世界步调一致的唯一参照物,在与世隔绝中,受到特别的关注。然而林家撕历上的日期是17日。
刘家的圆钟对面,餐桌上面,贴着一幅世界地图。只有刘家细妹走过了地图的另一半。客厅后半截的小房里堆满了杂物。墙上挂着将要脱落的SHE肖像和日本漫画少女。显然这是老刘的四个女儿留下的痕迹。右边的里间有一张挂了蚊帐的床,被子凌乱卷着,仿佛15元旅店。两面墙挂满了衣服。靠窗的台桌上散落了一叠码报和一本六合彩的书。这家主人也热衷于买马,在繁重的种菜之余,给枯燥的日子制造一点悬念。
客厅外连着两间耳房。一间房摆了一张简易的床,另一间房是厨房,煤气灶旁边还筑了一只火灶,灶膛里燃着枯柴。
菜农的家里
6岁的子淇眼巴巴地盯着我们带来的一袋巧克力糖。小钟说:他不能吃巧克力糖,咽喉这里的扁桃体会发炎。子淇听话,眼动手不动,眼睛发光。第一次在田间碰到他,他穿着高统靴,黑黑瘦瘦的,拿着比他还高两个头的钉耙在地里挖土。
邻家一个女孩来和他玩橡皮球。在游戏中,他终于露出顽皮的个性。皮球造型是只熊猫,有两只耳朵。两人分别拿着皮球扔来扔去。一边扔一边喊:
“爱人之力,五灵威力!”
“水灵之力,超级变身!”
每一个小孩都活在动画片里。隔壁一位菜农的9岁外孙女也加入了游戏队伍。这位菜农的女儿嫁到了香港,周末常带两个女儿回娘家菜园。耳房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我们坐在客厅里继续翻看刘文清的笔记本:
“他就这样被关进了黑暗世界,在这暗无天日的地方,就等于掉进了无尽的深渊。他不会再伤害任何人了。恐惧、孤独时刻如影随行。可怜的他只能躲在角落。离别只为重聚。
现实生活的困难考验我俩的决心。在对未来美好幻想还没破碎时刻,抓紧努力上进。
人类是最可怕的动物。他们经常对一些没有反抗能力的动物下手,弱肉强食。社会现实残酷不过如此。
人生就是一场灾难。
抱怨这种病毒,
信念的力量,
天主啊,就让我幸运一次吧!
别让不幸发生在我的身上。我没有做错什么啊!我爱我的父母和孩子。
我活着,活着的意义何在。无论我怎样努力都摆脱不了悲伤的影子。
除了忧愁,爱,恨,笑,都是我的情绪,但为什么忧伤的时间最多。除了个人性格和女生的天生感性。还有就是随之年岁的减增阅历。”
这样的笔记,她交到了并不太熟悉的我们手里。这个不设防的人,对我们表现出的信任让我们感到羞愧。来之前听说,她喜欢阅读写作。我们给她捎来了一本书。在这荒僻的菜地里遇见一位文学爱好者,算是小概率事件。
城市最后的菜农
第一次遇见文清时,她蹲在垄间麻利干活,15分钟就栽下了840棵小白菜。脸上始终挂着克制的微笑。很难想象到她的内心结构是如此纠结复杂,感情生活受过重创。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还是一颗少女心,带着灰姑娘的渴盼。她在笔记中既绝望又不断自我鼓励。她说自己的母亲爱煲琼瑶剧。在骨子里,她比她母亲更加琼瑶。
我们披上雨衣蹬着共享单车,从菜地回来,我在想该如何为这个旅程结尾。城市中最后的农民迟早是会消失的。他们与土地产生了最后的故事,也是构成城市底部的一种个体记忆。很少有人能觉察到,菜农们曾踩着单车悄悄穿过这座城酣睡的呼吸,在沙河西路来回走过了17200次。当太阳照亮汹涌的上班人群和车流,还有寥寥几人在这里守着农历欢欣耕作,把汗水交给土地。
最后再用文清的一段笔记,为这次城市农民的探访加一点抒情的文艺调性:
我曾经问过父亲,人为什么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