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这里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发挥着引领创新、聚集辐射的核心功能。

　　如何推动大湾区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构建网络化发展格局？日前，在广州市社科联、暨南大学、南方日报社共同主办的广州新观察“极点带动·轴带支撑优化湾区发展格局”学术圆桌会议上，来自政、学、研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从极点带动、轴带合作、空间格局等多个角度，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格局建言献策。

　　会上专家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渐形成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已经是全球化格局中不可替代的联络点，但大湾区在朝着一体化发展的道路上，仍需要创新带来跨制度、跨行政边界的协调力和行动力。

　　广深合作辐射带动区域发展

　　今年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提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和深圳是较受关注的城市。“从过去很多年来看，寮步，广州和深圳两座城市之间竞争性要稍强于合作性。”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发展与海洋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振宇看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深化广州、深圳两地合作的绝佳机会，广深在充分和有序竞争基础上合作，将强化整个区域内部竞争力，最终会全面提升大湾区在全球的竞争优势。

　　在当前的国内外形势下，广深将共同承担更重要的使命。“要让广深这两个高峰变成一个，来打造一个范围更大、要素更多、辐射能力更强的产业和服务发展链条。”胡振宇认为，广深之间的合作前景广阔，包括金融、交通、科技创新等方面。广深之间具有“科技+产业+金融”的组合发展优势，相互合作可加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

　　胡振宇表示，从全球城市分级来看，广州和深圳都已迈入第一梯队，在全球活动中具有主导作用和带动能力，并已经到达“涓滴效应”往外辐射带动的节点。

　　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广深这两个城市在大湾区中的体量都非常大。

　　“尤其是，深圳前海、广州南沙作为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平台，将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试验示范作用，拓展港澳发展空间，推动公共服务合作共享，引领带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形成从吸纳到吞吐的格局。”胡振宇说，具体而言，深圳要通过发展“湾区经济”，发挥深圳在“海上丝绸之路”支点城市中的引领作用，巩固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的主体地位，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枢纽城市。

　　站在广州的角度来说，又该如何响应？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梁慧明认为，与深圳不太一样，广州是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历史悠久的老城市，城市发展综合实力较强，平衡度较高。“这就意味着，广州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带动作用，利用在综合服务能力、对内对外交往方面等突出优势，为大湾区其他城市发展提供强大的发展支持。”

　　对于广州未来的使命，梁慧明说，广州要建设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国际商贸中心、科技教育中心，并围绕广州与周边城市融合发展，共建广州大都市圈，重点从产业、服务、基础设施、交界地区发展方面做好协同。尤其是要高水平建设南沙自贸片区和加快广佛同城化，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极点。

　　不谋而合的是，梁慧明和胡振宇都认为，只有广深之间动起来，辐射周边，实现广域的、城市群之间的均衡结构，才能充分发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价值意义。

　　东西岸贯通

　　珠江主航道“变窄”

　　如果说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合作联通是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南北跃动，那么发生在珠江主航道之上的贯穿东西的交往也正方兴未艾。

　　“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联系从未间断。”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城乡规划高级工程师陈洋说，从历史发展时期来看，最早期珠三角的文明其实是孕育在西岸，珠三角近代行政区划的变化，其实也是从西向东的变化。但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珠江东岸的城市经济开始崛起，香港、深圳、东莞正通过打通物理距离瞄准珠江西岸，构建一条东西向的产业带。

　　这样的观点得到了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李立勋的认同。“粤港澳大湾区自古就是一个联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区域，东西两岸、南北轴向、三大中心等基本特征始终贯穿其中。”李立勋曾在一项研究中提出，随着珠三角东西向交通轴线的建立、南沙等重要节点的开发建设、新的区域产业发展格局以及珠三角一体化的趋向，珠江主航道将“变窄”，东、西两岸沿珠江主航道（环珠江口）的发展将汇合成一条联系紧密、区域覆盖更广的带状发展轴。

　　对于未来珠江东西两岸的发展态势，李立勋也给出了自己的研判。“借助一系列重大交通设施特别是跨江通道的建设，一江两岸的发展将汇合成一条联系紧密、区域覆盖更广的创新走廊。”他说，西起江门，经佛山、中山、广州南沙、东莞，东至惠州，将形成一条横跨两岸的先进制造地带，进而连接粤东、粤西，形成横贯全省的沿海经济带。

　　李立勋进一步分析道，香港、广州、深圳的扩散趋势强化，扩散方向呈现多元格局。而珠江西岸拥有较为充裕的土地空间与人力资源，可以有效承载港穗深的动能扩散，发展机遇明显。“以地理邻近为特征的三大经济圈结构及其扩展版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彼此之间的渗透性、重叠性将明显增强。”李立勋表示。

　　“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要建设的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能到世界上去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区域发展模式，其东西间的互联互通成为必然。”在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王世福看来，深圳、香港等城市的布局可以说是“声东击西”，跨江通道、跨海大桥的修建，明显预示着向西岸登陆的信息。

　　但他也坦言：“虽然当前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区域内助力，都给了西岸发展的空间，但如果反过来更加战略地想，一旦外部的动力释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西岸是不是具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实现跳跃式发展的能力？所以，对于珠江西岸的城市而言，应同时把内生动力和外援动力结合起来协同发展，才能融入大湾区发展格局中。”

　　网络化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发展

　　当下全球经济处于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例外。

　　“对比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事实上是一个存在多中心的网络化空间格局，制度势能是其中独一无二的优势。”王世福举例道，从过去港澳与深圳、东莞等城市的“前店后厂”模式，到广州、深圳、珠海以自贸区与港澳对接，珠三角的城市发展都享受到了制度红利。

　　王世福认为，在优化大湾区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最根本的还是制度创新，应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制度合力，进一步深化粤港澳跨境跨城合作、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体化发展。在他看来，未来在大湾区内，城市之间应保持各自的制度特征，但在空间上应相互渗透，使制度势能在更广阔的区域内释放。

　　空间响应将释放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势能。因此，王世福建议，可以以高速公路网为基础，继续加强环珠江口交通、跨海交通建设，突破自然边界，加强两岸联系，拓展空间纵深。同时，利用“无水港”“自贸区”等特殊“飞地”政策区的经验，建立各类内部运行港澳制度、生活习惯的“离岛”或“飞地”合作。

　　“大湾区内都市圈的发展形态正初现端倪。”陈洋则观察到，无论是广佛同城化，还是深莞惠之间的产业转移，创新要素正围绕都市圈组织，以广州、深圳为双核心的区域格局日愈深刻，周边的佛山、东莞为接受辐射的主要地区。

　　都市圈是城市集聚了大量资源要素，形成规模效应、乘数效应，吸引更多资源进驻，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而成。

　　“未来大湾区的空间规划里，将更加趋向于弱化点轴，强化都市圈影响，强调柔性且更加网络化的轴线。”陈洋说，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以广佛和港深为两大核心都市圈，并配以若干功能区块为竞争单元，由公交化轨道网络串联和沟通边界地区增长的蜘蛛网状空间结构，并以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参与到全球的市场竞争中。

　　城市之间的竞争，未来将主要依托和表现为空间平台的竞争。在李立勋看来，区域交通支撑和上层政策推进下，生产要素将更方便、更密集地实现跨区域流动，空间流动明显增强。港澳与珠三角之间、大湾区与粤东西北及泛珠三角之间的跨地空间开发将逐渐兴起，并从生产领域走向创新领域、生活领域。“居民的居住、就业、休闲将可在湾区范围内便利流动，坪山，促进大湾区从地方性（local）宜居走向区域性（regional）宜居。”李立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