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存在即合理。城中村，表面上看，侵蚀了城市的土地资源，并且影响了城市的形象，但在中国中心城市房价不断上涨的历史进程中，它承载着中心城市的发展力量。

若是没有城中村，在高房价高租金的今天，深圳广州等超大城市的底层居民何以为家？如果不是城中村，刚毕业的大学生，何以敢成为深漂广漂？

深圳的住房体系中，超过一半是城中村，深圳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在城中村，城中村成为深圳的天然廉租房，为深圳人口超过2000万提供了基本条件。

北上广其实也是一样。

看一组很现实的数据，中国月薪超过5000需要纳税的人只有1.4亿人，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年收入超百万的人数合计不超过50万，要知道四大一线城市的总人口8300万。

这8300万人中，有多少能买得起北上广深的房子？当然，北上广有很多原住民，北京和上海的户籍人口占多数，他们拥有自己的房子。但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住房自有率不过23%。

也就是说有近80%的深圳人，没有自己的房子。

以上说到的是城市自建房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功劳。当然，弊端也很大。最大的弊端，就是侵蚀了城市发展空间。

尤其是对深圳这样一个空间非常有限，才不到2000平方公里的一线城市来说。

但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又比较棘手。要彻底整治，消耗的资金太大。前阵子，深圳一位原住民签约了9000平米（9栋楼）的拆迁协议，市场预估可以获得1亿元的回报，登上了热搜。

想想看，如果要全部整治，得耗费多少资金。

另一方面，也没必要全部整治。自建房是深圳打工人的根据地，要是没了这个根据地，清一色都是商品房小区，有多少人租得起？

所以，政府掌舵人在权衡改造与保留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即利益平衡。

一方面，改造部分城中村，为商品房腾挪出土地空间。另一方面，保留大多数城中村，保留城市的文化和底层打工人的住所。

以上是深圳这样的高房价，且又摆脱了土地财政依赖城市的思考。

但对于大多数低级城市来说，容忍度就不会这么高了。

以东莞来说，东莞为了限制自建房，让更多的人涌入商品房，推动商品房成交和租赁，最终推动卖地收入上涨，去年发布了新规：

新改扩建农民安居房，不得用于生产经营和出租。农民安居房首层高度超过4米（复式楼设计除外，属于两层建筑），疑似铺位、大堂、作坊等商业功能的房屋；农民安居房设有两个或以上厨房，疑似聚集居住功能的房屋；农民安居房使用独立楼梯每层独门入户，疑似出租功能的房屋；农民安居房所有房间全为独立套房设计，疑似旅馆功能的房屋。

简单理解就是，原来你已经建好的自建房，用于经营和出租，我不管。但你要是扩建改建，添加了房价和层数，那新增加的房子，不能用于出租和商业活动。

湖南开启的对自建房的限制，背后的目的，就是为土地利益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