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豪宅”“公屋”并存的中国香港特区仅有一河之隔，且具备特区“先行先试”优势，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深圳曾多次被国家列为房地产政策改革试点。

历经多方吸取经验及政策调整，非公共性质的市场化商品住房、单位及个人自建房、村民自建房、工业区配套宿舍及其他住房体系，以及由政府运作的公共性保障住房体系，是深圳住房供应的两大核心体系。

在前述2021年的相关政策对“全国一盘棋”提出要求前，各地公共性保障住房运营的种类及模式不尽相同。而在深圳语境中，按2011年修订的《深圳市保障性住房条例》，其“是指政府投资建设或者通过其他途径筹集的，以限定的标准和价格，向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家庭和单身居民出租或者出售的住房，包括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安居型商品房等多种形式”。

从特困家庭逐步延伸至“夹心层”，从以出售为主转变为出租为主，从户籍人口扩展到人才，是深圳公共住房体系多年来沿革与发展的三个特点。而随着公共住房体系的不断改革，深圳逐步建立起来的有关人才住房的一系列制度：

2007年左右启动住房保障制度建设时，对于深圳的平均房价，中等收入家庭还可勉强接受。随后房价的迅猛攀升，则使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夹心层”。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正是深圳人口结构中规模较大、对产业升级转型起重要支撑作用的人才群体。

对这部分人群实现“应保尽保”，在深圳公共住房体系相关安排中的优先性变得越来越高。2008年，深圳设定高层次人才的标准和分类，并为其提出购房及租房补贴等解决方案；2011年，深圳正式将保障重点向非户籍住房困难家庭及本市人才群体扩大，新增了面向户籍人才和中低收入夹心层家庭出售的安居型商品房制度。

从数字来看：据《深圳市住房保障发展规划（2011-2015）》，“十二五”期间，在该市规划建设的24万套保障性住房中，主要面向人才群体的安居型商品房总套数，就达到16万套。2014年，住建部曾借鉴深圳、北京等地实践，将这项制度定名为“共有产权住房”，并确定在深圳、北京、成都等六个城市试点。

随着深圳房价持续上涨，深圳于2016年再一次对公共住房体系进行细化，并将比例日重且相对独立的人才住房进行切分，构建起包含出租及出售两种类型的“人才住房”保障系统。

此前住建局相关人士也曾向《财经》记者表示：人才住房体系中，虽会区分为租与售两种，但实际会以出租为主。用于出售的人才住房，其实也不能转为一般性商品房上市流转，而只能被政府回购或者在平台体系内进行流转。

以相关切分为标志，深圳公共住房体系中各个不同单元之间，实现了“尘归尘、土归土”：人才住房之外，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安居型商品房等保障性住房，政策目的回归为向户籍中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兜底。

作为体系切分后人才住房政策的执行者，深圳成立了相关集团，由其负责具体人才住房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全过程。而继公共性住房由主要出售向出租为主的“第一次改革”后，将人才住房与原有保障体系分离等一系列新手段，亦被认为是深圳公共住房体系“第二次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