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情简介：流芳台村，清光绪十年（1884年）建村，曾用名刘家房台，“文革”时曾更名胜利村。有580户，1586人，耕地1862亩。东至向阳村，西至中河，南至双合村，北至津北公路。2006年11月，流芳台村因空客A320项目占地而撤村，于2010年11月启动拆还迁工作，村民搬迁到华明新市镇香园、馨园、悦园、敬园、慈园、芳园、锦园、润园、乔园居住。

村名的由来

清同治四年（1865年），朝廷派官员在军粮城一带“开渠三道分地为排”，得地五百余顷，招民认垦，开种稻田。于是，各地农民纷纷前来垦荒，主要来自山东省无棣县，河北省盐山县、沧县、庆云县、青县、静海县、宝坻县等。迁来的农民在此安家建舍，形成排地范围内的所有村庄。流芳台村便是其中之一。

清同治十年（1871年），流芳台已有姜姓、潘姓等农民在此垦荒种地。同年，于明庄地主、武秀才刘光锡在此置地数百亩，招佃户耕种，并在现村北（流芳台小学原校址）奠基建房数十间，房基高达2米，作为雇工住处兼存放牲畜、农具、仓库之用，称为刘家大院，俗称“后大院”。

随着前来垦荒的农民和刘家招来的佃户越来越多，此地慢慢形成村落。因村子四周的土地被先来的农户开垦殆尽，后来者只能租种土地，大部分人家租种“后大院”刘家的土地，刘家在村里的威望颇高，“后大院”声名远扬，于是村子被称为“刘家房台”。

1890年，村民们觉得“刘家房台”一名的地主气息过于浓重，于是经过商讨，决定更名为“流芳台村”，取其“流芳百世”美好寓意。1967年，随着“文革”的浪潮席卷全国，流芳台村更名为“胜利村”。1970年，恢复使用“流芳台村”，并沿用至今。

村名由“刘家房台”变更为“流芳台”，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么六桥回族乡政府现存的光绪十一年(1885年)“功德碑”，其上原有“万古流芳”四个大字碑额（已不知所踪），相传刘光锡曾参与修建此碑。后来，刘光锡的儿子刘恩渠根据此碑额上的“流芳”二字，将刘家房台改为流芳台。

讲述人：刘金铎，84岁，退休教师

整理人：黄润兰

铁蹄蹂躏下的苦难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的抗战历程。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险，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涂炭，苦不堪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到天津四郊，流芳台也遭到了侵扰。

丧尽天良的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经常进村侵扰。每当听到鬼子进村的消息，妇女们拖儿抱女到村外的高粱、玉米地里躲藏，直到再也听不见鬼子在村里嚎叫声、说话声，才敢出来。青壮年们听到鬼子进村，大多数人牵着牲口躲藏到北官房（今三合庄）以北的北洼。村民刘树田家的大黑驴爱叫，为了避免大黑驴的叫声给自己引来杀身之祸，刘树田想了一个办法，他把驴拴在小屋里，然后在驴尾巴上拴一个大秤砣，因为驴想要叫必须得先撅起尾巴，尾巴上坠着一个重秤砣，驴撅不起尾巴也就无法出声了。

1937年农历十月的一天，日寇以宴请排地各村负责人为名，将乡长刘文云等十余人骗至军粮城，残忍杀害，后来又杀了流芳台村村民许玉田。直到成立了维持会，村民被迫“愿当顺民”，日寇的行为才有所收敛。

日寇侵占时期，农民们虽然辛辛苦苦地在田地里种稻、割稻，却被禁止吃大米，只有个别与日军首领“有交情”的富户才准许食用少量的大米。日本人在军粮城建了一座大型机米厂，整个华北地区的稻谷皆在此处加工成米，运往日本或日军前线做军需。日本人还成立了“米谷统治会”，办事机构设在军粮城。负责监管排地一带的日本军官叫横仓一郎，他经常带着日军或“勤农队”队员（村民们称“勤农队”为黑狗子），到处搜查藏匿、偷吃大米者。一旦发现，轻者被毒打至半死，重者直接处死。

一天，横仓一郎来到流芳台，此时正值中午，村民李玉升家刚好用偷藏的大米做熟了一锅饭。李玉升听说日本人来搜查了，急忙把饭铲到大盆里，盖上盖子，然后把大盆摁进水缸里，盖上水缸盖，再在上面放上一个盛满水的大脸盆，以防鬼子轻易掀开水缸盖。同时，李玉升妻子赶紧往锅里撒了一把玉米渣，假装在煮玉米糊。横仓一郎来到厨房，东瞅西看，又摸了摸灶台上的玉米渣，满意地拍了拍老李的肩膀，嘴里念叨着“良民的干活”，走出了老李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一家人松了一口大气，总算是逃过一劫。

除了物质上的控制，村民们还忍受着精神上的折磨。日本统治时期，为了达到奴化中国人民、打压民族主义精神的目的，强制要求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少长幼尊卑，见到日本人时都必须毕恭毕敬地问好，以体现“中日亲善”。最严苛的当属张贵庄机场一带的日军岗哨，途经那里的中国人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否则将会被日军以“挑衅皇军”的名义施以体罚。有一次，流芳台村民汪玉顺经过天津机场的哨岗时，忘了向日本兵鞠躬，引起了日本兵的不满，被几个日本兵轮番扇了好几个耳光，被打得鲜血直流。

亡国奴的生活充满了辛酸血泪，说不尽的艰难与屈辱，道不完的国仇家恨。1945年，日寇终于被中国人民打败而无条件投降，这悲惨的亡国奴生活终于结束。

讲述人：刘金铎，84岁，退休教师整理人：黄润兰

土匪横行，村民遭罪

20世纪20年代，天津东郊排地（排地其作为地名出现始于清同治五年，因分地成排而得名。包括么六桥回族乡和新立镇等）开始出现土匪。30年代军阀混战，盗匪四起。排地范围内出现了“大萝卜”王秀亭、“小萝卜”王秀义、“大老太”刘宗臣、刘四歪脖子、宋大嘴、吴四吊子、刘九宫、丁大榔卜凿子等土匪。当时凡村民外出被别人问及或需登记家庭住址时，不敢说排地，而以“海下”代之(当时津东海河流域统称海下)。只因排地曾出土匪，怕人以匪视之。

土匪们多则十几人一帮，少则三五人一伙，越货绑票，经常到流芳台一带骚扰，官面儿上无人问管。1938年，本地人张保廷排挤、吞并了各股土匪，成为土匪首领。

张保廷是窦家房子村人，原来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长得一表人才，十分机灵。1934年，刚刚24岁的张保廷因被人指控通匪而入狱。1937年天津西头监狱“炸狱”（天津青帮首领刘广海的同伙劫狱救刘），张保廷趁机出逃成功。回家后，地方不给张保廷上户口，他便与弟弟张宝田投奔刘振寰领导的抗日回民支队。后来，因吃不了抗日部队之苦，张保廷于1938年跑回家乡，找到“大老太”刘宗臣当了土匪。几经奋斗，他成了首领，并打出了“沧盐救国军第十路游击队”的旗号。

为扩充实力，1938年农历五月二十七日夜，张保廷率领“沧盐救国军第十路游击队”袭击了设在流芳台“南房子”排地二段的警察所，并绑走了村民汪玉德、刘凤和，当夜弄到山岭子东北的小份儿（今李场子村）。刘凤和交了两支枪的钱，于六月六日被放回。汪玉德被放回后，托人给张保廷和其他头目每人买了一枚金戒指。

土匪到处绑票、抢劫。他们派出探子打探情况。看准哪家，夜里就去绑票，将人质藏起来。然后根据其家财产情况定赎票儿（票儿即人质）的钱数，赎金一般为其家产的50%左右。接着派人通知其家属，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带着规定的钱数前往赎人，如果没有按时到就扯票儿（即撕票，将人质杀死）。村民陈宝奎的儿子被绑票，因前往赎人的家属晚到约十分钟，陈宝奎痛失爱子。村民们终日提心吊胆，殷实人家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土匪看上自家家产。后来，张保廷的土匪队伍扩展到近200人，其中一部分驻扎在流芳台。

驻扎在流芳台的土匪表面“兔子不吃窝边草”，轻易不在本地作案，但对村民进行敲诈勒索是常有的事情。比如土匪们将低劣的商品以昂贵的价格强卖给村民，叫作“打散头”，或者以给弟兄们弄双鞋穿、买顶帽子戴为名，向村民索要钱财，要求每家每户都如数交钱。如果土匪们不满意，大难就要临头。

日军发现张保廷势力强大，硬打不成后准备使用“怀柔”政策——招安。这一招果真起效，“沧盐救国军第十路游击队”被日军招安，番号为“保安独立第三营”，张保廷被任命为营长。营部设在后房子（今刘辛庄），成员分驻在流芳台村、么六桥村及窦家房子村。此时的张保廷气焰更为嚣张，不可一世，却完全没有料到这只是日寇的稳军缓兵之计。

不到一个月，日军对张保廷部进行围剿，张保廷率部从刘辛庄、流芳台等驻地退到大锣淀，后来又溃逃到大份、小份、傅家堼、六大份、黑猪河一带（今胡张庄、永和村）。1939年4月，张保廷部被赵庄子警察和民团打散，成员们纷纷逃回各自住地，张保廷外逃藏匿。同年6月，张保廷在天津市玉清池洗澡时被捕，后被处死。至此，排地土匪绝迹，但是直到40年代末，排地人仍背着土匪嫌疑的黑锅。

讲述人：刘金铎，84岁，退休教师

整理人：黄润兰

壮志未酬身先亡，烈士故里思念长

张毓林原籍河北省盐山县后丁村（今属海兴县），生于1926年10月，卒于1949年9月，年仅23岁即光荣牺牲，是流芳台村唯一一位烈士。

张毓林出生于流芳台的一户贫穷人家，因为家贫，未曾上学。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2岁时候，他独自一个人来到天津三条石铁工厂当学徒。三条石地区是当时有名的“铁厂街”。七七事变爆发，“铁厂街”大部分铁工厂受到影响。为了维持生产，一些厂家被迫改产，接受日商的加工订货，大部分厂家停工，生产日趋衰落。

张毓林所在的铁工厂为了维持生产和利润，变本加厉地剥削工人，对于张毓林这样的小学徒，更是严苛到极致——不能请假，不能偷懒，违者必罚。这个12岁的小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硬是熬了三年才得以回家看望亲人。挨了无数斥骂甚至鞭打，张毓林从来没有放弃，坚韧、好学、上进的他，成长为一位掌握熟练技术的工人。后来由于技术精湛，年仅十八九岁，就当上了厂里的师傅。

张毓林虽然不曾上学，但勤学好问。刚当学徒的时候，因为不识字，看不懂生产操作说明，被师傅狠狠地骂了一顿；也正因为不识字，他只能干重活累活，缺乏文化知识的他可谓吃尽了苦头。在又一次被骂之后，张毓林下定决心要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他抓住一切闲暇时间学习识字，开始了自学历程。遇到不懂的地方，他虚心向别人请教。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张毓林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尤其是阅读能力达到了初中水平，并且通读了多部古典名著。腹有诗书气自华，虽然是没进过校门的工人，张毓林却比周围人看起来都要斯文，说话条理清晰，待人温和礼貌。

1949年天津解放，张毓林所在的兵工厂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兵工厂，他也参军加入了革命队伍。之后第30兵工厂迁往湖北省汉阳市，张毓林随之远离家乡来到湖北。参军后的他思想更加成熟，技艺也更为精湛。他希望用自己的技术为国家效力，多次参加研制新式武器。由于成绩突出，仅仅几个月，就被破格提升为排长，深受领导器重。此时的他年仅23岁，风华正茂，胸怀壮志，他希望能够继续为国家的军工事业添砖加瓦。

1949年10月，张毓林参与改制一种高射炮弹，一切进展顺利，大功即将告成，然而试爆时，不幸发生了，高射炮弹突然爆破，承担爆破任务的张毓林光荣牺牲。

一朵鲜艳的生命之花就此凋零，所有人都为之叹息。当噩耗传到家乡流芳台，家人、亲友乃至全村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为他英年早逝而悲痛伤怀。落叶归根，他的遗体在汉阳入殓，其兄张耀林远赴汉阳接弟“还乡”。经过长途跋涉，专用火车终于将灵柩运回天津。少年离家，命运多舛；青年参军，立志报国；如今归来，唯余忠魂。

当村民们看到柏木棺材时，纷纷落泪。张毓林英勇殉国获得了单位、政府、社会的尊敬与缅怀，随车而来的大批挽联，表达社会各界对张毓林的沉痛悼念，其中有一副挽联是第30兵工厂厂长鄞祥所送，上书：“壮志未酬身先亡，不由英雄泪满襟。”村里为张毓林开追悼会，入土那天几乎全村人都前来送葬。

张毓林遗骸于2008年4月移葬于天津革命烈士园林。英雄已死，精神永存，思念常在。

讲述人：刘金铎，84岁，退休教师整理人：黄润兰

村中第一位教书人

流芳台村第一位教书人是1947年在中河小学教学的刘金铭。

刘金铭，1926年生于流芳台村，1941年成为流芳台小学的大学长（几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只有一位老师授课，老师指定年级最高、年龄最大的学生为大学长，可帮老师管教学生）。1947—1948年，高中肄业的刘金铭在中河乡第一中心国民小学（今中河小学）任教，开村人从教之先河。他教五六年级的国语（后称语文），正值二十一二岁的黄金年华，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当时学生中不乏20来岁的已婚者，因此极易与学生打成一片。他会拉二胡等乐器，中河小学校歌即是由他谱曲的。

1949年5月，刘金铭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同年11月毕业。家中虽有祖母和父母及弟弟妹妹们，还有不满周岁的儿子与结发之妻，他却毅然参加南下工作团，被分配到广西宜山县（今宜州市）八区任民政助理，并更名刘新，意味着刘金铭要走向革命的人生新路。

刚刚解放的广西百万大山中隐藏着土匪、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和残兵败将，区干部不仅要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部队剿匪，还要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因此，宜山县虽是刘三姐的故乡，刘新也无暇欣赏美丽的景色。

1956年，刘新任宜山县农林局科长。时值全国正开展轰轰烈烈的“审干”和“肃反”运动，查出刘新的父亲刘卿云1949年前曾任天津县中河乡副乡长和保安团副营长，家庭成分也高，这样的人当然不合适做行政工作或领导干部。但因当时刘新发明了钳式水稻插秧机，1957年调到广西首府南宁市广西农业机械研究所（后改为研究院），任课题组组长。1957、1958年刘新两次获得省级先进工作者称号。

1976年，刘新与同事共同研制出“广西761型”机动插秧机，获得农业部奖励。1986年离休，是流芳台村唯一的离休干部。

2001年，75岁的刘新编写出版了一本7万多字的《中华文萃·名言俗话集》，这是他几十年记录的2850多条人生宝贵经验的结晶。

2007年11月，刘新走完了他81年的人生历程，病逝于南宁。

撰稿人：傅鸣山，83岁

“工程师”邱树清

邱树清（1917—1981年）原籍山东无棣县邱家庄，20世纪30年代末搬迁至流芳台，投奔其岳母。邱树清靠做小生意养家，当时的财产只有一辆旧自行车，无一间房无一垄地，可谓白手起家。

他做小买卖没有固定的商品，什么东西赚钱就倒腾什么，随机应变。邱树清喜欢跑单帮独行，总是神出鬼没的，从不与人搭伴，无论干什么总是比别人先行一步。他想出的门道高人一筹，今天倒腾某种商品赚钱，别人立马学他，可是明天他又改别的了，还没等原来的商品不赚钱，他就发现了另一片

“蓝海”，从没有干过不赚钱的买卖，市场嗅觉十分灵敏。

日寇统治时期，尤其是进入40年代后实行强化治安，煤油、食盐、火柴等日用必需品均为禁物，用者、食者、贩卖者皆被视为违法，一经发现立马治罪。一般人从不售卖这些商品，其一是害怕被发现，其二是找不到货源。可是邱树清不仅找到了货源，还凭借着过人的胆量偷偷运回来售卖，在风口浪尖上周旋也从没有被发现过，大赚了一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翻了身。入社前邱树清半农半商，因为机灵有经济头脑，并且待人真诚，1951年至1952年他当了一年多的村长，后来还当了村农会主任。每年出河工，带头人几乎总是他。

50年代中期，村里开办猪毛加工厂，给河北省兴集畜产公司梳理猪毛，邱树清在工厂当技术员。刚开始时，大部分工序靠人工操作，十分耗时耗力。邱树清认真研究，在没有任何资料和实物作参考的条件下，经过多次实验，成功制成土机器。“新发明”使用电力带动，既节省了劳动力又提高了工作效率。邱树清为集体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人们都称他为“邱工程师”

讲述人：张建英，63岁

整理人：黄润兰

王八坑里鱼“翻飞”

村子中央的大水坑是流芳台的标志，已不知是什么年代什么原因形成的。水坑和它四周的6条路正好组成一个龟形，南岸北岸正中伸向南北的两条路像是王八的头、尾，四个角上的四条路像是王八的四条腿，因其形状，水坑一直被村民们称为“王八坑”。

这个大水坑是村里的宝，消防救火、游泳、牲畜饮水，功能多样，极大地方便了村民的生活。大水坑即使在冬天也很少结冰，好几次发生在冬天的火灾，沟渠里的水可谓杯水车薪，都是依靠大水坑才把火扑灭。

20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水坑与沟渠相通，每天随着河渠两次涨、落潮，坑水清澈，坑里鱼类众多。每逢夏季闷热的天气，坑中的鱼被憋得浮到水面，俗称“翻坑”，村民们纷纷前来逮鱼。人越多搅得水越浑浊，鱼被呛得浮上来的就越多。村民有的用网捞，有的干脆徒手抓，四五寸长的大鲫鱼和一斤多重的大鲤鱼被扔出坑中，闪着白光像流星一般“飞”到岸上，老人、小孩在岸上欢呼，笑脸盈盈地捡拾着“飞”上来的大鱼，呐喊声、欢笑声响成一片，热闹得如过年一般。

1949年前，水坑南北直径约有70米，东西直径约50米。几十年后的今天，由于不再与沟渠相通，水坑直径缩短了10来米。坑中的水也不如往昔般清澈，再也难见鱼儿“翻坑”的景象了。

讲述人：张建英，63岁邓金富，55岁整理人：黄润兰

编写史志的老人

东丽区第一部志书——《么六桥回族乡志》和第一部村史——《流芳台村史》都是由1933年生于流芳台的村民刘金铎主编。

刘金铎，1941年进入流芳台小学读书，1947年于中河小学毕业后考入坐落于天津西开教堂南侧的建华中学（后改为幼儿师范学校），1948年春转入有学生宿舍的英培中学（后改为总医院门诊部）。初中第三册书未读完，1948年冬因平津战役在即，学校停课而辍学务农。1953年5月任小学代课教师，10月转为正式的小学教师。1954—1956年在天津师范教师轮训班学习，两年后调到刘辛庄小学任教。1963—1964、1980—1984年两度在区教育局教研室工作。1986年春任刘辛庄小学校长兼么六桥小学教工联合支部书记。同年11月任么六桥乡教委办公室主任。1990年任中共么六桥乡党委宣传委员兼乡党委办公室主任。1993年底退休后留用续修《么六桥回族乡志》，至1996年8月，24万字的全区第一部志书出版。

1996年暑假后，刘金铎被东丽区民族中学聘任，在德育处协助工作，1997年被评为天津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同年，因父病而辞职。

2007年，村中聘修《流芳台村史》，虽年逾古稀，他仍骑自行车搜集资料。2009年1月，24万字的全区第一部村史出版。中共东丽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及区政协主要领导均为该书题词。历史学博士、天津南开大学孙立群教授为该书写了《序》，并盛赞该书“堪称开创村史成熟体例的一个范本，极具地方特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年，出版了5.5万字传记《我和我家》一书。

2015年7月，已是80多岁高龄的刘金铎，又出版了6万余字的《老生乱弹》一书，内容包括深切怀念、人生感悟、时政漫谈、田野情趣和谬谈诗文与演艺等60余篇杂文。

刘金铎自退休后的20余年里，撰写了大量的史志、杂文等，为文化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

撰稿人：傅鸣山，83岁

妙手仁心刘宝玉

在如今的华明镇一社区，说起社区医生刘宝玉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其医者仁心，认识他的人对他赞不绝口。

已是60多岁的刘宝玉，曾经是流芳台有名的“赤脚医生”。2010年，他搬迁至如今的华明新市镇。因为医术高明，依然有很多人来到家中找他看病。于是刘宝玉将自己的家变成诊所，并承诺只需要一个电话，立刻上门问诊，“赤脚医生”就这样成了社区的“家庭责任医生”。

刘宝玉古道热肠，颇有医者仁心，遇到忘记带钱的老人前来看病，就先记在账上，从不抱怨。有时给困难家庭看病，还会免收诊费，减收医药费。刘宝玉不仅给村民看病，还是村里的“防疫员”，承担着本村的传染病预防和儿童计划免疫工作。刘宝玉和妻子勇于挑起这个重任，总是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挨家挨户地宣传接种疫苗的意义和作用，并做好接种疫苗登记工作。他们的努力保证了村民的健康，也获得了联合国卫生组织和国家卫生组织的支持和鼓励，墙上挂着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证书，就是对其工作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