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六级工，在八级工资制时代应该算是高级工了。父亲是电工班班长，父亲唯一的一张集体照是他领导的电工班获奖的照片，照片上十几个人，父亲坐在第一排中间，胸前是一面锦旗。父亲退休时仍是六级工，其时他的徒弟有几个已经是八级工了。据说晋级时，父亲多次主动谦让，把晋级的机会让给了徒弟。父亲是工人，他每天的工资是3元1角2分。当时月薪是每月按25天半计算，父亲每月的基本工资是79元5角6分。父亲退休前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是看变电所，上1天1宿，休1天1宿，没有休息日。每月30个工作日，再加上每月的“活工资”8元和煤粮补贴1元多，父亲每月能开100元左右，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从1958年开始，母亲也在街道的生产组上班了，每月工资39元。我们家4口人，每月100多元的收入，在平民百姓中生活水平是比较高的。

父亲在生活上是贪图享受型的。他有胃病，每月有10斤细粮待遇，凭医院诊断到粮站买大米或白面。按当时的粮食供应标准，每人每月细粮不超过10斤，其他是杂粮或粗粮。父亲从不吃粗粮，只吃白面馒头花卷或大米粥。他上班带的菜都是母亲单独做的，有时我看见父亲带的炒鸡蛋都馋得流口水。从我记事时起，父亲就抽不带锡纸的大生产牌烟，3角1分一盒。父亲每天晚上喝一瓶啤酒，上班时还要带一瓶啤酒，那时一瓶啤酒是3角几分钱。"文革"期间，我负责家里买菜买粮，父亲每月给我50元生活费，父亲是半月开一次工资。很多时候没等到开资，钱就花光了，只好跟邻居借，每次借5元或3元。我和弟弟穿的都是母亲花钱买，显然是花母亲的工资。

"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我们这些中学生都在家里待着。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啤酒往往供不应求，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给父亲买啤酒。上午八九点钟，我背上装满空酒瓶子的书包儿，在北市场中街一带，从一个商店到另一个商店寻找着黄商标的沈阳鲜啤酒。那时买啤酒需要用空酒瓶换，有几个空酒瓶只能换几瓶啤酒。十几岁的孩子精力充沛，对我来说，走多少路并不觉得累，只要能看到啤酒，就是眼前一亮；能买到啤酒就打心眼儿里高兴。有时在我赶往商店的途中，见到拿着啤酒的人便询问是从哪儿买到的，然后立即急速地奔去。在那段日子里，我经历过买到啤酒的喜悦，也感受了商店刚卖完，我去迟了的懊恼。有时碰到往商店送啤酒的人力车，便跟着车走，或帮着推车，因为车到商店，我就可以买到啤酒了。有时候走了一天也没有买到啤酒，父亲下班后得知非常不高兴，偶尔他还说哪哪商店都卖了，你怎么没买到？

父亲没念过书，上班后在单位的夜校学了点文化。他不问政治，也不关心国家大事。但有时候他凭着善良、耿直的直觉，也会发表一两句对时局的看法。比如，有时候听收音机里的新闻，他会气愤地说："净他妈吹牛！"

"文革"期间，各单位都成立了群众组织，当时沈阳有三大派：以工人为主体的"辽革站"，以学生为主体的"辽联"和"八三一"。父亲虽然没有参加群众组织，但他却持"辽革站"的观点，并且到了近乎狂热的程度。每年春节，我们全家和大姑的三个儿子及其全家都到小津桥的大姑家聚一次，大小十七八口人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平房里唠嗑吃饭，当时也没有觉得挤。一次春节聚会时，在酒桌上谈论起沈阳"文革"的形势，父亲与持"辽联"观点的外甥辩论起来，并当场打了他外甥一个大耳光。父亲因此在"文革"中被谢某某揭发打人，于是他就与这个拜把子多年的兄弟断绝了来往。

从我记事时起，沈阳的废品收购行业就很兴旺，碎玻璃、旧瓶子、牙膏皮、铜丝等都可以到废品收购站卖。当时铜丝的收购价是3元多一斤，这还是很贵的。"文革"期间父亲下班时偶尔从饭盒里带回一些崭新的卷成一小捆形状的铜线。因为怕卖新的铜线出事儿，父亲有时把铜线埋在地里，等过几天后铜线生出绿锈，再和妈妈到废品收购站去卖。有了这点儿额外的收入，我家的生活又提高了一些。

父亲除了抽烟喝酒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爱好；除了几个徒弟之外，他也很少与人交往。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抚养孩子和改善居家环境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下班时经常带回一些野菜，如苋菜、灰菜、婆婆丁等，来填补家中粮食的不足。1962年以后，家里的经济条件逐渐好了，父亲经常买一些猪头肉等熟食改善生活；他冬天常买韭菜、蒜苗等蔬菜；夏天常买西瓜、香瓜等水果，我们家的生活很让邻居们羡慕。这段儿时间，父亲、母亲都买了手表，家里又买了一台美多牌的收音机，添了炕琴柜、立柜等家具。我家房子的东房山距邻居西房山有近一米的空隙，父亲就在两个房山的中间搭上棚子，铺上油毡纸，这样就等于建了一个狭长的仓库，一年烧的煤坯都储存在那里了。我家是大院子中五间正房东边的一间耳房，独占一个小院。平时我们在这块空地上种一些小花儿；夏天我们就在院里吃饭；我还在这里养鸡养兔。父亲在这不大的空间里盖了一个小木屋，有窗户有门，里面搭了一个板铺，可以睡觉，还可以存放自行车等杂物，这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好一点儿的仓房了。在城里刚兴日光灯时，父亲就在家里安了一个30瓦的日光灯。

"文革"期间，父亲被人揭发说解放前也曾打过人。父亲年轻时，爷爷怕唯一的儿子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就托人给父亲找了一个业余的工作，称作"跑片"，是日本宪兵队的外围组织。父亲只是有这么一个身份，也就是"护身符"，他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只是有一次，父亲因为喝醉酒把拉洋车的人打了。在"文革"清队中，因为有人举报，群众组织找过父亲，让他交代问题，并且对父亲语言粗暴。但父亲没有蹲牛棚，也没有挨打。父亲有一段儿时间情绪低落，曾说过不想活的话。最后组织上给父亲的结论是，一般历史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

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历史问题，父亲单位在1969年动员我父亲及全家下乡。在动员时，单位的人采取了威逼、恐吓等手段。他们对父亲说："如果你下乡了，就给你办理退休；如果你不去就办理退职。"当时父亲已经62岁了，既不懂政策，又胆小怕事，心想退休有"劳保"，生活还有保障，就答应了。单位又来做母亲的工作："你和孩子不去，老头儿也得去。"大舅在"文革"期间从辽宁省锦西县武装部政委的位置上转业，一直在沈阳待分配。一次单位人来动员时，正赶上大舅在我家。大舅对来动员的人说："你们动员一身病的老头到农村他能干什么？"大舅义正词严，动员的人无话可说。大舅对母亲说："你就不去，他们就没办法，姐夫也走不了。"就这样，母亲扛了几个月。

大舅回北京的时候，单位又几次三番地到家来动员母亲下乡。母亲是一个善良淳朴又没有文化的人，禁不住他们多次的动员。母亲想自己虽有工作，也快退休了，如果让父亲一个人下乡，一个连饭都不会做的老头儿在农村怎么生活啊？一家四口人分三个地方（当时我下乡在新宾），这还算一个家吗？莫不如带着弟弟一块儿去吧，再把我也转过来，一家四口人在一起，在哪还不一样生活呢？结果母亲就同意一家三口一起下乡。

1970年元旦刚过，我们全家连同我们的所有家当统统装在一辆大汽车里，在刺骨的寒风中驶进了新民县前进公社马坊大队。刚到马坊时，我们一家三口被安排住在姓毕的老两口的北炕。父亲18年工龄，按基本工资70％享受退休金，每月是56元。按照当时的物价和农村当地人的收入情况，我们一家三口人每月50多元的收入，还是令当地人羡慕的。我们家下乡的时候，妈妈原打算让我转回新民，这在当时叫"归户"，全家四口人团聚。但我不想转回家，一则家里并不十分需要我，二则我觉得下乡青年的名声总比“下放户子女“名声好，并且一个人在外总还是自由一些，对此父母也没勉强。当年10月，我到新宾县马架子煤矿当了合同工，父母就不再提让我转回家的事了。

父亲和母亲由于性格和生活习惯等多种原因，经常因为生活的琐事吵架，每次吵架的起因多数是因为花钱。父亲是享受型的，讲究吃喝，并且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母亲是勤俭型的，提倡过日子要有积蓄。从我记事时起，他们就经常吵架，两个人吵架后几个月都不说话。母亲工作时积攒了五百元钱，这在当时也不算小数。当家里生活遇到困难时，父亲就想让母亲把攒的钱拿出来贴补生活。母亲认为父亲的工资足够生活，并且对父亲的大手大脚花钱看不惯，所以母亲就坚持不动自己的积蓄。到农村后，父母本应相依为命，互相照顾，但父亲却依仗自己有收入，以一些小事为由与母亲吵架，主要目的还是惦记着母亲的那点积蓄。

母亲原本在城里工作得好好的，因父亲拖累到了农村，丢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因为"文革"期间不讲政策，母亲下乡时是按退职办的，街道管的企业什么待遇也没有。"文革"结束后，母亲的企业升格为市属大集体。后来我找到母亲单位，为母亲办理了退休手续，领了补偿的退休金），到农村后举日无亲，且生活也不习惯，心情也一直不好。1972年，弟弟中学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又有所改善。

母亲是性格刚烈的人，她听不惯父亲过分刺耳的言语，很自然地就有了离开家的想法。家里需要母亲，父亲基本上不会做饭，弟弟在生产队干活，后来当民办教师，家里没人做饭行吗？但是，这个家母亲是实在待不下去了，上哪儿呢？在谁家能长住呢？母亲首先想到了北京，到她弟弟妹妹那暂住，然后通过他们找一个人家做保姆。母亲在北京确实做了一段儿时间的保姆，后来又在大舅和姨家住了一段日子。大舅和姨家的条件都不错，他们对母亲既尊重又同情。

作为母亲，辽宁还有两个儿子，她能安心在北京住下去吗？母亲离家三四个月后母亲又回到了新民。我家下乡以后，母亲没过上几天安稳的日子，在马坊三口人一起生活吧，她想和父亲吵架；在别人家住吧，长住也不是个事儿，另外还特别惦记着弟弟炳德。久而久之，母亲精神抑郁，加之生活没有规律，于1976年患了甲状腺癌。由于治疗不及时，一再耽误，导致病情不断加重，1977年10月在沈阳医大手术后，直接同大舅一起赴京继续治疗。1977年底，母亲癌症复发,不幸在北京去世，享年63岁。

1978年三月，弟弟炳德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进入辽宁大学学习，父亲因此也把户口办回了沈阳。由于沈阳没有房子，父亲只好暂住外甥家。1980年秋，父亲又回到原单位上班，名曰挣“补差”。所谓的“补差”，就是上班后的工资按照退休前的数额开，把退休后少得的那部分补上。父亲上班后，一直住在位于沈阳南湖南三好街单位的独身宿舍里。我们原想在沈阳买房，我和表哥看了大东菜行附近的一处平房，是倒座，北边儿开门，要价600元，父亲嫌贵没买。我家离开农村时，我们农村的房子也卖了600元。

亲精神抑郁,加之生活没有规律，于1976年患了甲状腺癌。由于治疗不及时，一再耽误,导致病情不断加重，1977年10月在沈阳医大手术后，直接同大舅一起

赴京继续治疗。1977年底，母亲癌症复发,不幸在北京去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