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垄断，很多人都会把暴利联系在一起。垄断能够带来暴利，但并不是天下所有的垄断都可以带来暴利。所谓的垄断，既有行政垄断，也有天然垄断。所谓的与众不同，就是一种垄断，但是并非所有的垄断都会得到市场认可。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上说道：“天生特别的供应，外人无从绝对地仿效，是垄断。然而，以歌声而言，算得上是特别的何止邓丽君？其他招徕有道、大名鼎鼎的歌星不在话下，张五常的歌声又怎样算了？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歌声也很特别；可惜的是，当我一曲高歌，听者愿意给我钱要求我不唱！我也是一个垄断者，我的歌声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整条曲线是在左下的负值范围内。”

因此，垄断不一定可以赚钱，甚至很多时候都是一文不值。丑女和美女一样，可能都是很特别的，但是市场上没有人愿意在丑女身上出价。从这个角度来看，垄断也可能带来负值。

发明一件东西出来，能够满足市场的需求，那么这种垄断就可以暴利。不过，如果大家这件发明没有市场价值，那么垄断可能带来是负值。张五常说道：“电影明星的相貌特别；你和我的相貌也特别，只是没有观众出价。明星的演技特别；你和我的演技也特别，可惜也没有观众出价。”

对于所有垄断者来说，要获取高额的回报，最关键就是要让自己的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否则垄断也是一文不值。张五常说道：“个人的性格或风格不同，其产品都有垄断性。可以说，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是这一类的。有价可觅的产品既可因人之异而成，也可以因环境之异而存在。好些餐馆因为环境特殊，或有佳景可观，就成了有垄断性的供应者，要觅价。我还记得在美国洛杉矶邻近一海港小镇，有一家餐馆傍海而立。出发远渡重洋的大船近窗而过，船长透过扩音器与餐馆内的顾客道别，说行程，讲笑话，造成奇异而欢乐的气氛。只有一家餐馆有这样的晚餐供应，垄断也。”

其实，我们应该从租值角度来看垄断。所谓的垄断，可以是一种垄断租而已。垄断并不能带来暴利，只有正确的垄断才带来暴利。

真正反垄断是放开市场

据中国广播网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涉嫌宽带接入领域垄断问题，若事实成立，上述两家企业或遭数亿到数十亿元的巨额罚单。”国家发改委披露这事之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中国宽带上网的网速之慢、网费之贵，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发改委重点调查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理由就是，这两家利用自身市场支配地位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市场等行为。国家发改委对这两家反垄断进行调查是做对了，调查方向却错了。“垄断”的词义是“排他性控制”和“独占”。其实“独占”在经济学上，完全是中性词语，“独占”可能是坏的，也可能好的，这取决如何获取“独占”。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文章《从产权看“垄断”》指出：“发生市场垄断的第一种成因，是由于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服务）的独特性。第二种，发明的专利权，还有像可口可乐配方那样的商业秘密。第三种，赢家的垄断。第四种，成本特性产生的垄断。第五种，强制形成垄断。这就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清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

其实，垄断并不可怕，可怕就是强制形成垄断。因此，真正反对并不是天然而形成的垄断，而是强制形成垄断。周其仁教授认为：“强制形成垄断。这就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清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这种强制的势力，可以是高度非制度化的，如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也可以是高度制度化的，如政府管制牌照数量，或由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两家垄断地位，并不是在市场竞争之中天然而形成的，而是运用了非经济的强制力量。也就是通过行政手段设置门槛，从而阻止竞争对手进入，从而保持了对市场的排他性独占。真正反垄断就要做到放开市场，所以要反的还有中石油、中石化等。只要市场是放开的，完全是一家独霸了市场，都不是可怕的事情，可怕就是以行政手段，甚至以法律手段，让几家独霸了市场，从而排斥其他竞争参与的资格。

不管怎么说，国家发改委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这是一种进步。实际上，中国垄断的企业并非仅仅这两家，比如还有我们熟悉的两大石油巨头。因此，真正的反垄断就是打破市准入机制，让更多民营参与竞争，这才是反垄断的正确之道。

从成本角度看垄断

科教书对垄断市场是这样定义的，一家厂商控制一个行业的全部供给的市场。如果一家厂商控制了市场，很多人就会理所当然认为这肯定是暴利的，从而得出对消费者不利的结论。其实，这样看问题是很片面的，毕竟“垄断”并非是“有害”同义词。从某种意义上说，垄断者就是胜利者，但是前提就看它是如何取胜，是通过自由市场竞争以成本优势获胜，还是依靠行政手段？我想这是问题关键所在，因此真正要反对的是行政垄断。

一家厂商要在市场取胜，就必须在成本上比对手更低，否则就成为失败者。自由市场竞争之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进入该行业，并没有行政障碍，因此要形成所谓垄断地位，非要在成本方面狠下功夫不可。即使成为赢家，控制了整个市场，同样对成本问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毕竟成本一旦高于潜在对手，那么潜在对手就马上成为真实对手。在没有行政垄断情况下，那么越垄断就是越进步。

事实上，行政垄断是无处不在，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维持垄断地位，而不是自身成本优势。在这种情况，往往以民族主义或者国家安全作为理由，从而达到禁止其他竞争者进入。换话来说，不是通过降低自身成本而获胜，而是用行政手段给其他竞争者强加成本。这就好比跑步比赛，自己跑不过别人，就通过法律或者行政命令禁止别人跑步，从而达到自己获胜。因此，我们必须反对行政垄断，但是同时应该保护自然垄断。

事实上，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上，没有任何厂商能够长期控制整个市场。竞争是无处不在，对手永远都是在想尽一切方法降低成本，从而进攻市场。一家厂商能够形成垄断，那么是成本具备了优势。有的行业，并非那么容易进去，毕竟前期投入非常大，但是一旦进入之后，这些上头成本就可以看成租值（rent）。因此，我们必须从租角度来看垄断。同时，天生漂亮是一种租，邓丽君歌声是一种租，都是垄断的。一个家厂商通过前期投入成本，形成上头成本的租，从而实现成本优势。难道为了防止它的垄断，把它上头成本的租值消灭掉吗？比如，把固定设备、厂房等破坏了，让不同竞争者实现起点公平吗？

从成本角度看垄断，就是要看这种垄断是否降低成本。如果通过降低成本获胜而形成垄断，我们有什么理由反对它？对于一些对垄断产生偏见的人来说，要他们相信垄断的好处，我觉得并不容易。

在这里，我举例说，如果甲和我都是从事印刷行业，但是由于我规模比不上甲的大，因此印刷一本书成本，我需要5元，甲是4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甲每本书卖低于5元，就可以把我搞垮。但是果甲因处于垄断地位而把价格提高到6元，那么我就可以重新进入这个行业，直到甲再次把价格低于5元。因此，不要一家经营就可以随意控制价格，实际上没有这么回事。当然，甲是否能够暴利，这就要看他对成本的控制。如果他能够把成本降低2元或者1元，那么肯定是暴利。但是如果以甲暴利作为理由，把他的厂商禁止了，那么对消费者是百害无利的。因为其他厂商生产成本都在5元以上，么消费者支付成本就要比以前高，否则就没有人愿意供给。

对于垄断，我们没有必要凭着主观偏见而下结论。不能以对待行政垄断的思维对待所有垄断现象，这是非常错误的。因此，我们需要从成本（cost）、从租（rent）等角度看垄断。

竞争是歧视的同义词

阿尔钦说过，竞争是歧视的同义词。在真实世界里，歧视无处不在。如果学校坚持高分到低分的录取原则，那么就是高分歧视低分；如果谁有钱就可以读书，那么就是有钱者歧视没钱者。因此，所谓的歧视，无非就是竞争的准则。

只要竞争存在，那么就无法消灭歧视。就业时，有学历的歧视没学历的，学历高的歧视学历低的。所谓的靓女先嫁，就是漂亮的歧视不漂亮的。先到先得的原则，就是有时间的歧视没时间的。自助餐的准则就是食量大的歧视食量小的。其实，不同的歧视方式，就是不同的竞争准则。因此，竞争的激烈程度就决定了歧视程度。

如果我们承认竞争，那么盲目禁止歧视，实际上就是自相矛盾。既然竞争是歧视的同义词，那么问题不是在于讨论歧视好不好，而是如何安排歧视制度。春运火车票的问题，无非就是争论如何选择歧视方式。如果按照谁出价高谁得票的原则，那么就是出价高者歧视出价低者；如果实现低票价原则，通过排队方式获取车票，那么就是有时间的歧视没时间的；如果按照权力级别进行分配车票，那么就是有政治地位的歧视没政治地位的。这么多的竞争准则，能够避免对社会资源浪费的就是市价准则。按照排队方式，浪费了整个社会的时间，本来这些时间是可以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但是都白白浪费了，因此就是让整个社会财富遭受损失。

不同的歧视准则，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果。如果高校录取以貌取人，那么大学校园里就会到处都是美女和帅哥，但是未必录取学业优秀的学生；如果以考试分配社会财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多出很多考试高手，但是也就没有人愿意创造财富了。因此，歧视的准则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遇到“歧视”这两个字，就高呼“公平”两个字。实际上，歧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合理的歧视准则。一个社会是否能够保证人民富有起来，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激励财富创造的歧视制度。

从“孔融让梨”到“约翰争苹果”

孔融让梨的故事，我想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该故事说道，有一天，孔融的父亲带了一盘梨子，父亲叫孔融他们七兄弟从最小的小弟开始自己挑。小弟首先挑走了一个最大的，而孔融拣了一个最小的梨子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的梨，剩下的大梨就给哥哥们吧。”父亲听后十分惊喜，又问：“那弟弟也比你小啊？”孔融说：“因为我是哥哥，弟弟比我小，所以我也应该让着他。”

孔融让梨的故事，一直流传下来，也成为很多父母教育子女的例子。很多人都对孔融让梨行为给予高度评价，从而排斥不让梨行为。其实，一个人可以选择让梨，也可以拒绝让梨，这都是个人自由。经济学讲究一个产权逻辑，也就说这个“大梨”是否从产权意义上属于你的。

如果孔融在所有的梨之中挑选最大那个，那也是个人权利。当然，孔融放弃挑选最大的梨，从而选择小的梨，这也是个人权利。因此，不管挑选什么样的梨，只要这个权利来源是正当，都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

只要以自由为前提，有人愿意学习孔融让梨，我觉得是好现象。问题就在于，一旦这种让梨行为被认可之后，不让梨行为往往会受到排斥。很多时候，有一些人打着让梨旗帜去侵犯个人财产权利。

打着高尚名义，却把公民应有的权利抹杀了。事实上，有的人完全是被迫让梨，而不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市场经济是以自由为基础，讲究契约精神。简单来说，我把最大的梨让给你，那么你给我什么样的补偿。这个让梨文化过于强调无私奉献，却忽略让梨者的利益。放弃大的梨，选择小的梨，这里等于放弃一部分的利益。本来，这一部分利益属于自己，但是现在放弃了，那么对方用什么样的条件来换取。

有人专门种梨树，大量的梨都提供别人享用。他把自己的梨让别人享用，并不是无偿，而是人家用钞票和他交易。他之所以能够给别人提供大量的梨，那是别人用货币来补偿他放弃吃梨的机会。

现在，我住的房子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别人的房子。别人之所以放弃自己的房子不住而让我住，那是我给他支付房租来补偿放弃住房的机会。市场经济表面看起来是物品交换，但是实质上就是权利的交换。我以货币方式给房东交房租，真正给予房东的并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货币附带的权利。

本来，让梨行为并非公民义务，但是很多时候却被默认成为一种义务。对于那些拒绝让梨的人，往往就会遭遇无情的攻击。要知道，不让梨也是公民的权利。既然属于公民的利益，那么人家有权利不让出去。

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的时候，往往也是说服大家学习孔融让梨精神。也就说，不要把个人利益看得太重，必要时候应该学会谦让，从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既然有这么多梨可以挑选，挑选最大是一种正当行为。孔融的父亲安排制度就是让年龄小到大这样排序来挑选梨，所以孔融就比哥哥拥有优先的机会。这是一种权威安排的产权制度，这和市场经济竞争原则有所区别。如果采取市场经济方式，那么就是投钞票来竞争挑选梨的机会。这就看谁出的钞票多，谁就可以优先获得选择权利。

一名叫约翰的美国成功人士讲述的故事。他说道：“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大小不同的苹果，我和弟弟们都抢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红最大的苹果举在手中，对我们说：‘孩子们，这个苹果最红最大最好吃，你们都有权利得到它，但大苹果只有一个，怎么办呢？现在咱们做个比赛，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3块，你们3人一人一块儿把它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它。’结果我干得最好，就赢得了最大的苹果。”

中国的“孔融让梨”和美国的“约翰争苹果”，本质上是两种不同产权制度安排。如果一个文化对私产并不尊重，人们就出现表面的让梨，从而暗中争梨。因此，中国有一些人表面上说把职位谦让给别人，但是暗中仍然拼命争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现象，有的人假装挑选最小那个梨，结果得到家长表扬，最终还是得到最大那个。

一个社会的契约精神并不是建立在“让梨”的基础上，而是通过大家不断去“争梨”，从而形成一种约定的规则。“暗争”只能形成潜规则，“明争”才能造就社会契约，最终成为一种法治社会。

近五成富人考虑移民说明了什么问题..

据《深圳商报》报道：“中国银行私人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白皮书显示，中国高净值人群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经达到1／3。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也有将近30％未来三年有海外投资计划。另外1／3海外投资是为了移民。14％的高净值人群目前已移民或者在申请中，还有46％的高净值人群考虑移民。”

这些年以来，富人总是忙于移民。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21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当地时间2011年10月27日通过口头表决，批准将取消高技能人才职业移民国别限制的议案交由众议院全体讨论，这意味着美国对中国放宽移民政策。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移民现象贴上政治标签，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市场行为而已。国内一些媒体对美国拟放宽移民政策的做法，将评价为“抢人又抢钱”。经济全球化，这并不是仅仅是企业之间的全球竞争，并且也折射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权利用脚投票选择自己合适的生存环境。

近五成富人考虑移民，这个不能用是否爱国来判断，而是从深层反思这个现象。对于这些要移民的人，我们没有权力站在道德角度来指责他们，更加不能给他们扣上不爱国的标签。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幸福的生活，自然就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生活的环境。

美国要放宽移民政策，从而达到“抢人又抢钱”目的，这是很正常的。这说明美国这个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富人和精英人才，这对他们国家发展是有帮助。因此，他们就在移民政策方面进行改革，最终达到把这些人吸引过来。

如果大量富人和精英移民出去，这对中国肯定有压力。要是这么多优秀的人都移民出去，这对中国发展肯定有影响。当然，这也并非完全是坏事，有压力和竞争，中国将会积极去应对。很多东西都是逼出来，国家之间竞争也是。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积极改善国内环境，把优秀人才抢回来，我想才是根本之路。对于任何国家来说，人才和资本都非常重要。很多国家都想尽方法调整政策，要把精英和资本留下。这次，美国通过移民政策方面做文章，很大因素就是金融危机迫使美国需要吸引精英和资本来改善本国经济。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富豪的吸引力加大。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

不可否认，中国在这些年以来也进步很大，但是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地区差距还是相当大。国内对私产保护远远不够，税负越来越重，投资环境恶化等因素，这是很多富人担心的问题。很多时候，他们不能改变环境，所以只能学会选择新的环境。

贸易自由是财富源泉

所谓的“进口不好而出口好”的思想产生于14世纪，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重商主义。这种观点认为，一国积累的金银越多，就越富强。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禁止金银输出，增加金银输入。因此，支持重商主义的学者的看法就是，通过高关税率及其他贸易限制来保护国内市场。

事实上，我们出口产品并不是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是为了赚钱，从而可以从国外进口产品。因此，出口并非为了出口本身，而是实现进口必由之路。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努力赚钱，并不是为了金钱的本身，而是通过金钱购买自己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贸易可以让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所以贸易自由是非常有意义。尽管如此，但是还有少人反对贸易自由。自由贸易的反对者认为，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减少了国内的工作岗位。搞自由贸易确实对国内一些产业造成冲击，但是这在消灭了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些工作岗位。如果国内钢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搞钢铁的自由贸易将引起钢铁价格下降，这就使国内钢铁产量减少，这样国内就有一些钢铁工人将失去他们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失业并不是长期存在，而是暂时的。这些人失去工作岗位，经过调整之后，很快就可以找新的岗位。韩国等国家搞农业保护政策，确实保护农民的利益，但是对整个社会有害的。农产品的贸易自由，造成对农业冲击，这并不是坏事。毕竟，当农民并不是他们唯一出路，他们可以继续寻找新的岗位。

其实，劳动力方面也需要搞贸易自由。20世纪80年代末期，香港经济高速增长，建筑、制衣、家政等行业，都面临严重的劳力短缺。可是这些行业的工会，纷纷组织起来，促使政府限制了外劳输入。结果，削弱了这些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导致香港工业大规模北移。

每个国家或者地区，都有自己的比较优势。搞自由贸易就是让各自发挥优势，从而创造更多财富。经济学家薛兆丰说：“当美国人到处推广电灯的时候，各国的蜡烛工人确实要失业了。他们或许将永久地失去蜡烛工这一份职业，但他们不可能永久地失去所有的职业。资源总是稀缺的，所以工作总是无限的。当人力从蜡烛业节省下来后，其他千千万万的行业，就会产生新的人力需求。既然今天我们不当蜡烛工人能够生存，明天汽车工人不造汽车也同样有办法生存。”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担心搞自由贸易而导致的失业。事实上，失业并非一件坏事，而是引导人们放弃低效率的职业，从而选择高效率的职业。

尽管一些人反对自由贸易的理由是，保护工作岗位，保卫国家安全，有助于幼稚产业，防止不公平竞争，以及对外国的贸易限制作出反应。但是这些看法，完全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搞自由贸易会让每个人都得到更多好处。毕竟，资源是稀缺的，我们应该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生产。

为何贸易会存在

斯密用分工理论来解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有读者认为绝对优势是搞贸易的条件，否则就无法发生贸易。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假如只存在A和B这两个国家，A国平均生产率是普通工人一个小时生产1000支针线、一个小时生产5对鞋子；B国是一个小时生产500支针线、1只鞋。尽管A国生产两样东西都比B国有绝对优势，但是相对来说，生产鞋子是更有比较优势。

要知道，选择生产针线的话，A国生产率仅是B国的2倍，可是生产鞋子却是5倍。假设1000支针线价值是3元、1对鞋是1元，A国选择生产针线的话，每个小时获得价值3元，生产鞋子获得5元。B国选择生产针线的话，每个小时获得价值15元，生产鞋子获得1元。A国工人专注生产鞋子，每小时就可以获得5元，从而比专注生产针线多出2元。B国工人专注针线，每小时就可以获得1.5元，从而比专注生产鞋子多出0.5元。

尽管B国相对A国来说，没有任何绝对优势，却可以通过分工合作，从而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经济学家薛兆丰说：“自由贸易理论是说，由于生产资料在不同国家的分布不同，而每一种产品都需要消耗不同比例的生产资料，所以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国家相对生产成本就不一样。如果每个国家都集中精力生产其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然后与别国进行贸易，那么所有这些国家的生活就都会比各自自力更生时好得多。一个更容易理解的例子是，比尔·盖茨即使在编写程序和烧饭洗碗两方面都干得比他的保姆出色，他也还是应该集中精力编写程序，而把烧饭洗碗的工作让给比他逊色的保姆完成。这样，两人的处境都会得到改善。”

因此，我们就明白一点，相对优势永不消失。薛兆丰的看法就是：“成本的概念是要点。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好机会。即使盖茨写程序比我快，做饭也比我香，但只要我跟他住一屋，他就会让我做饭（尽管没他做得香）。并不是因为我做饭比他好，而是因为他做饭的成本是放弃了的程序———他做饭的成本比我的高得多。”

当然，贸易的发生，还可以考虑运输成本、交易费用等因素。远古时代，人类的贸易并没有那么活跃，这主要运输成本的约束。尽管生产某件产品有比较优势，但是运输成本就把这个“好处”对冲了。科技的进步，从而降低运输成本，促进了贸易的往来。同时，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关税制度，这也是影响贸易来往的重要因素。

贸易有利各国分工的形成，能够更加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好处，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通过分工和合作，这有利全球各国国家的财富增加。明白这些原理之后，就知道贸易为何存在。从全球情况来看，贸易自由化越高的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就越发达。要是在香港从事农业生产，是没有任何优势，成本非常高。因此，香港的农产品都是进口，而不是进行生产。

如果香港禁止进口农产品，确实保护了本地农民的利益，但是这个成本却全港市民来承担。放开农产品进口，虽然香港农民破产了，但是他们却可以选择从事其他行业。所谓的破产，本质上就是这些资源换了主人。

为何走私糖猖獗

据2012年5月11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在本届糖会上，来自中糖协的通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大量走私糖冲击市场，估计一季度就达50万吨左右。可见，食糖走私越发猖獗。中糖协呼吁，全行业各企业（集团）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加强行业自律，规范生产经营秩序，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食糖反走私斗争中来。”

我们都知道，追求价廉物美，这是消费者的天性。国际贸易的存在，将是最大限度使全世界的消费者分享价廉物美的商品。关税的收取，这将增加商品流通的成本。关税越高，对国际贸易发展的阻碍就越大。

走私糖之所以这么严重，原因就是国内外糖价出现巨额价差，原糖进口价一度比国内现货价低1000元／吨左右。因此，这个巨额价差就是走私的动力。国内的糖价之所以比国际市场要高，根本原因在于出于保护糖农利益的考虑，规定了食糖的最低价。正因为这种保护，走私糖才源源不断进入中国。

一个国家调低关税，这就意味该国的消费者能够更多分享自由贸易带来的好处。同时，对于走私行为也是一种打击。降低关税，让走私者无利可图，自然就不会选择走私。经济学家薛兆丰说道：“当国外的优选品（superiorgoods）进入国内市场后，国内的次选品（inferiorgoods）就会受到冷落。国内消费者得益了，国外优选品的厂商也得益了，而国内次选品的厂商则吃亏了。”对此，他认为：“国内次选品的厂商，要么迎头赶上，要么逐渐退出市场。本来要用于生产次选品的资源，将投放到其他的领域，生产其他更有价值的产品。总的看来，自由贸易为全社会带来的收益，大于它导致的损失。”

走私就是逃避关税的行为，导致国家税收的损失。如果政府能够主动承担所谓的“损失”，把关税降下来，走私分子就不可能从中获利，消费者就获得更多好处。从这个角度，取消关税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得到实惠，并且也让走私分子放弃这种犯罪行为。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经济政策有利降低犯罪行为，为何不去执行？

政府出台保护糖农利益的政策，并没有能够真正保护糖农利益，同时还引发了走私糖猖獗。糖价的偏高，这也会增加消费的负担。如果种甘蔗无利可图，那么农民可以该种其他东西。即使退一步来说，给糖农发补贴，也要比干预糖价要好得多。